南风窗：25年开放之路 筚路蓝缕第一步(3)

　　两省会议冲击波

　　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不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当时最突出的是走私。

　　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 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在广东，贪污行贿也比内地多了起来。这又为本来对开放心存疑虑的人增添了忧虑。广东冲击和破坏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原来规定的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广东取消了85种，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也放开了。广东省的价格一放开，邻省的商品大量流入。这也引起了周围省份的非议。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3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及地方负责人共68人出席了会议。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这就是令广东、福建两省干部感到头痛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13号》。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把这些经济问题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一位中央领导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几十年奉行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这些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10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作者回忆说：“当时听到这段话，使我背心发凉。”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压力的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那位领导同志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另有领导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中发【1982】13号文件发下来后，在省委讨论之前，任仲夷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

　　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 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当时省里其他领导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大家对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梁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梁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级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梁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有可能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梁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1983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梁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真正为广东正名的是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责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1984年4月，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全面对外开放，开放由点连成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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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封面策划：

　　25年开放史

　　走出洋务运动的阴影 中国观念层次的对外开放

　　后特区时代 非均衡战略的终结

　　最后的中部 开发梦解冻

　　中部崛起 没有终点的末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