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5年开放之路 筚路蓝缕第一步(2)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偷渡浪潮在这里激烈地涌动。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

　　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到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 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这条路线更为艰险。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1978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2000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的林美兴逃到香港不久就寄回3000元港币。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100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30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的肖全珍7月份收到9000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月10日就用4500元买了450公斤粮食、33.5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解决偷渡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习仲勋的想法和中共中央不谋而合。1978年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代表团成员中有6 位省部级干部。他们从5月2日到6 月6日，走访了上述5 国的15个城市，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基本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思路。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谷牧汇报。汇报内容是：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很落后，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二、西欧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国际经济运作有很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外资等，我们都可以采用。谷牧的汇报得到了几位老帅的支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大多数赞成。

　　7月上旬，国务院又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有关部委负责人都参加了，开了20多天，总结30年经验教训，研究国的外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务虚会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了多次会议，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这些思想最后都体现在十一届三中会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

　　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早在4月间就启程了。经过考察，他们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1978年6月3日，华国锋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听完后华国锋说：“总的同意”，还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根据“说干就干”的指示，宝安、珠海积极行动。行动最快的要算香港招商局。这个机构是李鸿章在1872年建立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是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报送了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中对建立出口加工区提出了具体设想。李先念收到后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认真研究了这个报告。马上决定请交通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到他那里去，当面商议这个报告。1979年1月31日，彭德清和袁庚应召到了中南海。一坐下，李先念就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胸有成竹的袁庚滔滔不绝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李先念于当日就批示招商局的报告：“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2日上午，谷牧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具体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并落实了一些特殊政策，在税收、关税等方面给予一些优惠。

　　在内地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人想过，现在却放手干起来了。

　　广东省迈出了比招商局更大的步伐。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

　　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和国家进出口委领导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50号文件是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从此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单列出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随后，国务院批准上述4个特区的地理位置的区域范围，各特区就相继进入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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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封面策划：

　　25年开放史

　　走出洋务运动的阴影 中国观念层次的对外开放

　　后特区时代 非均衡战略的终结

　　最后的中部 开发梦解冻

　　中部崛起 没有终点的末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