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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奉化斗门村原只是个普通的小村庄，因为离省一级重点中学奉化中学近，许多家长纷纷来此安营扎寨，充当儿女的陪读，更有甚者，一些百万富翁宁愿放弃工厂经营，也来陪读。“陪读大军”的到来，为村民带来了诸多商机。据悉，村里一条不过几十米长的小道上光小卖部就开了五六家，几乎是隔几米就一家。早上、傍晚，村子里总能看到三三两两读书的儿郎，这也使村子多了不少“书生气”。(3月13日浙江在线)
真应了那句老话：“可怜天下父母心。”但也仅止于可怜，并不值得赞赏。因为明眼人都知道，家长陪读弊大于利，得不偿失。其害处大致有三：一是加重学业负担，凡是让孩子住到校外的家长，都希望让孩子晚上多看点书，一般不到十点过后不休息，造成孩子睡眠不足，影响到第二天的学习效率；二是加重孩子的精神负担，高中生懂事了，父母的陪读让他们更多地体察到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苦心，因而下定决心非满足父母的期望不可，这样反而使他们原本高度紧张的神经变得更加紧张，有损他们的身心健康；三是不利于孩子自立能力的培养，本来独生子女的生存能力就不强，家长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陪送过来，他们早养成了凡事依赖父母的懒惰心理，如到高中，仍不放手，这只会使他们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小孩，最终会贻误子女终生。至于那些放着巨额利润不赚来做陪读家长的人，更是糊涂！
陪读说到底就是陪绑。这种现象的出现并扩大，进一步恶化了高考的生态环境。我说陪读是高考制度衍生出来的怪胎，是指唯分数论的录取制度扭曲了人们判断人才标准的价值观念：以为只要考出好成绩，上了重点大学，就成了一流人才。陪读家长张先生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可是如果孩子不成器，再多的家产也是零。他以后可是我事业的接班人，把他培养好才是我们家的第一大事。”为此他把自己小有规模的、生意一直不错的电器厂交给兄弟经营，来到斗门村陪儿子就读。话虽说得不错，但他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即考场上的成功者不一定是事业上的成功者，一纸试卷只能检测一个人的书本知识掌握得如何，并不能检测出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意志毅力和道德品质等综合素质的优劣，此外还有一个智商与情商的问题。张先生及其他陪读家长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陪读无助于孩子综合素质的提高，只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要使孩子成为张先生一类的经营人才，最需要的还是上述综合素质，而不是应试能力。
陪读现象的出现，最可忧虑的是高考录取制度影响了人才评价标准，进一步放大了独生子女的缺点，由此可见，单以考试成绩为录取依据的老办法弊端日益明显，是到考虑制订新的择“优”录取标准的时候了，此“优”非彼“优”，而是既重应试成绩，更重综合素质。
(稿源：红网)
(作者：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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