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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新京报》昨天社论《居民身份证更是公民“权利证”》，我对社论观点基本赞成；此外，我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
允许警察随时查验身份证，认为有利于社会秩序管理，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面对社会形态变迁，民众应该适应和方便警察管理，而不是警察适应新的形势改变管理方式，因此，警察需要行使这项权力，民众需要配合警察，以方便警察进行管理。
应该说，社会秩序确实是民众和警察协作生产的过程，没有两者的协作生产，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不过，这种协作生产是基于自愿合作，而非以一方强制另一方为前提，否则就背离了“协作性”。其实，市场自由交易必然决定了社会的流动性，城市流动性人口是现代城市化的一种常态，与传统社会的静态形成鲜明对比，面对社会变迁，警察应该寻找新的管理方式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削足适履。
允许警察随时查验身份证，认为不行使这项权力就会削弱社会管理职能，是基于这样假设，即警察查验身份证是社会管理的惟一有效方式，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面临着社会良好秩序和公民权利的损害，我们只能够选择社会秩序，即赋予警察绝对的权力。
其实，社会秩序的良好构成，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而不是外部强加的结果。相反，如果人为地认为只有加强警察查验身份证权力等强制性权力，那么只可能导致警察的权力秩序观，即认为只有拥有足够的权力，才能够维持秩序，而忽视民众自觉和自发维护秩序，更不利于警察通过非强制性手段形成秩序；只可能导致警察推卸责任，即一旦社会秩序没有管理好，将责任归咎于没有足够的权力，而忽视和忽略自身努力，不利于发挥警察的主动性，也不利于强调警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
□李文钊(北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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