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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钊
据《中国青年报》7月19日报道，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其特征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在这一巨大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
这并非耸人听闻。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暴发事件，北京安徽SARS事件，近日暴雨导致北京城市交通瘫痪，供电短缺影响整个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各地频发的导致重大伤亡的灾难等等，似乎也证明风险社会已经来临。
其实，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与风险做斗争的历史。这样看来，“风险社会”本身是一个伪问题。然而，“风险社会”提出还是有其积极意义，它预示着社会整体意义上的风险提高，是对风险质和量的一种规定。
为什么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会出现“高风险社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是由风险自身所包含的内容决定的。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风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微观风险，或者称之为个体风险，这种风险影响范围较小，不具有传递性，而且拥有明确的承担主体，如个人风险、家庭风险、组织风险等就是其典型代表。一部分是宏观风险，或者称之为集体风险，这种风险影响范围较大，具有流动性和传递性，并且没有明确的承担主体，如社会风险，公共风险就是其典型代表。
不过，这两种风险并非截然分离，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微观风险是基础，是根本。如果每一个微观主体都能够承担其应有风险，那么微观风险不仅不会转化为宏观风险，相反还会减轻宏观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国家，即使经济接近崩溃，如果那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很高的风险承受力，仍然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反之，微观风险既有可能转化为宏观风险，甚至有可能加剧宏观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在小小危机发生时，迅速崩溃的原因。
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封闭性和迭代重复性社会，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团体内，与一些固定的人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是各方面的，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更包括情感方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个体很难将风险转嫁给其他个体，每一个个体将利用自身资源和智慧减少微观风险。此外，整个社会存在严格控制体系，每一个个体都在社会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社会，“微观风险”很难转化成为“宏观风险”；即使“宏观风险”发生，也可以及时加以控制。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社会，每一个都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团体中，每一个人都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并没有固定的联系群体。在经济方面交易的伙伴，不同于政治方面交易的伙伴，更不同于情感方面交易的伙伴。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个体很容易将风险转嫁给其他个体，每一个个体没有动力利用自身减少降低微观风险。
此外，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旧有的控制体系已经打破，新的控制体系下没有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微观风险”很容易转化成为“宏观风险”；“宏观风险”本身控制能力较弱，一旦发生“宏观风险”，不仅不容易控制，反而会加速“微观风险”。“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相互加强，相互促进，必然会形成“风险社会”。
要改变这种格局，减少整个社会的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这就需要改革风险承担体制，打破风险“大锅饭”，形成风险与收益均衡的风险承担体制。
严格区分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通过改革风险承担体制，使得个人或者组织成为微观风险的承担者，避免风险转嫁，即个人将风险转嫁给组织，组织将风险转嫁给社会，社会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将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这样，个体就会权衡“微观风险”，利用自身资源降低“微观风险”。
与此同时，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承担者，要明确将宏观风险作为其职责，而不能够过多地承担微观风险的职责。这样，政府就会权衡“宏观风险”，利用公共资源降低“宏观风险”。
建立宏观风险的分立和协调机制。宏观风险虽然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风险，但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正如公共物品存在层次性一样，宏观风险也存在不同的层次性。宏观风险管制体制改革同样需要打破风险“大锅饭”，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例如，在城市管理中，要明确区分条条和框框的风险管理责任，避免相互扯皮，相互推诿，从而加大“宏观风险”。在政府间关系中，要明确区分各个层级的政府间风险承担责任，既要避免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风险，同时也要避免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转移风险。此外，各级政府还要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应该包括风险预测、风险规划、风险处理、风险缓和以及风险恢复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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