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6)

　　日本这件事就给大家一个教训。货币是不是过量供应不能光看物价，它很可能跑到资产市场上。资产市场的膨胀，专用名词叫“资产膨胀”。

　　主持人：那么可以说，近年以来的房价大涨和股市过热也是货币增发和流动性泛滥的一种表现。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对此也应该有所作为？

　　吴敬琏：当然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从2004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呼吁政府采取宏观经济措施，防止我们的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现在看来，他们的预见是正确的。

　　不过在通货膨胀已经显露出来，CPI上去了以后，同时大众又很有意见的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CPI上升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即货币总量过多的问题。宏观经济的问题要用总量手段来解决，而不能用对微观经济的行政干预来解决。宏观问题如果用微观手段，例如管制物价的办法去解决，虽然能使大众得到某种心理满足，但恐怕不能真正见效。而且如果价格不反映供求，就很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结果会适得其反。

　　刘世锦：有一句名言：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为什么呢？成本推动型主要涉及到不同行业比价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全社会的流动性会减少，但是要素成本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于是，企业可能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要素成本还是比较高，二是出现资金短缺，导致企业效益下滑。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滞胀”的通货膨胀较高和经济增长减速并存的局面。

　　从中长期来讲，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面提到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抵御成本上升的最重要手段，而现阶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要素低成本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削弱以后，需要通过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是我国中长期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应该强调的是，自主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体制和政策上的创新，如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创新，等等。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些创新，技术创新也出不来，出来了也用不好。

　　吴晓灵：体制创新也很重要。中国现行体制的毛病是强政府、小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消除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冲动，让政府真正致力于公共事务和为市场参与者解决公平竞争的环境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界定政府的职责，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进一步完善以消费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政府应满足社会成员的安全需求。

　　主持人：我记得在本报对樊纲教授的一次采访中，他提出，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市场过热的根源在于整个要素市场价格严重扭曲，资源价格严重偏低。也由此使我国出口竞争力虚高，大量外资涌入，贸易顺差扩大。而且，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利润既不上缴，也不分红，既不能形成政府财政的消费基金(财政收入)，也不能成为居民的消费基金(居民可支配收入)，其结果是储蓄率不断升高，投资一热再热。

　　吴敬琏：是啊，现在的问题是要素市场上行政定价占了很大的比重，从而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且行政定价还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采取低价政策，鼓励资源的高耗费，并且削弱了企业提高效率的动力。例如，利率规定得太低就鼓励了盲目投资和无效投资；电价太低就鼓励了浪费能源，如此等等。要素价格的这种扭曲，是我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得到改变的重要原因。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