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宏观紧缩越需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社论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日在北京召开，明年经济发展工作的基调将就此产生。会议正开，风声早起，市场人士通过细心揣测近一段时间温家宝总理的发言、政治局会议等等信息，明确了明年宏观调控从紧，“稳中求进”将成为基调。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明确表示，未来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两防”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谁都不会否认，在

中国经济转变的关键时刻，需要一个平稳的产业与金融环境，此轮调控正值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起步之初，能源、环境、税收等一系列政策鼎革之际，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共识。

　　争论的焦点不在于降温本身，而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如何降温？第二，中国经济在降温之后走向何处？这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正反两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经济必须尽快补上国民财富增长难敌国家财富增长、内需远远抵不上出口这一课，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公共福利体系的完善，抵挡资本时代的巨大冲击。

　　让中国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频繁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前一种方法目前已经初现端倪，中国企业源源不断参与海外并购、中投公司与QDII资金海外投资起航就是表现，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办法，通过减少货币总额与资金量强行除泡；后一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中医疗法。

　　通常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短期内大幅提高是经济步入过热区间的一个标志。这是苦于幼稚认识上的误解，在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市场预期模糊的情况下，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通货膨胀无法压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通胀的成因。那些认为我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增长的说法同样昧于事实，在藏富于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够，甚至大多数无法享受资产收益的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无法同步享受社会经济进步的利益。

　　不可否认，我国的国民收入这两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89元，2006年末增长到11760元，200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46元，同比增长17.6%，全年估计在13800元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321元的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基本持平。但从相对比例来看情况则大不相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中国的消费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原因是过去10年来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不仅政府、大企业与民众的存款差距在加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证明，从1995-2004年期间城镇和农村各阶层间收入差距都显著扩大，这两年虽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间差距仍然迅速扩大。

　　所谓国民收入增加使经济失衡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以日本为例，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此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

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作为配套措施针对农业与中小企业制定了专项法律，缩小不同企业、不同阶层之间利润与收入的剪刀差，同时实行基础建设与减税等方案。到该计划结束时，日本的最大特点是全体国民恢复了经济信心，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以往激烈的劳资等社会矛盾开始消解，民间私人产业投资兴盛，失业率维持在1%左右，“平稳发展派”最担忧的通胀难题等并未如期而至。

　　几乎所有国家的起飞都经历过类似的国民收入培增计划。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当此经济发展模式又一转折之际，制订类似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化解经济体内的痼疾，中国经济才能由大变强，藏富于民藏汇于民，自然消解了巨大的外汇升值压力，从行政市场走向民间市场。也只有制订了这样的规划，有关部门才能回答，发展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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