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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湛卢
齐齐哈尔假药事件似乎并不全是一件坏事。假药被迅速地堵截，真相迅速地揭露，信息也迅速地传达给了公众。政府在应对一场紧急公共事件的爆发时所做出的反应，有效地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它暴露了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三十年前，以《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而闻名的美国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认为，在协调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方面，现代工商企业在管理上的“看得见的手”，已经取代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二战以来，质量圈、精益生产、全面质量管理等等经典管理思想，已经造就了各国的很多成功企业。这些管理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做出的，即管理必须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作为企业存在目的的成果和绩效、企业员工所形成的组织，以及外在的社会，即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迈向市场化的改革也已近三十年了，这些年来，对于美国式市场经济的崇拜已经在很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而钱德勒所提出的这种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却一直受到极大的漠视。也就是只重市场，不重管理。因此，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对管理的理解，大约只停留在德鲁克所提出的第一个因素上。并且，在很多人眼里，“市场必然带来自由”成了金科玉律。认识上的巨大偏差，构成了企业行为失范的重要诱因。
这样看来，齐齐哈尔假药事件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案。2005年，原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从国有企业转手成为私人企业——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的老板大量招聘临时工参与药厂工作和管理，投资扩建厂房却不在质检方面增加一分钱的投入。管理被视为只关注绩效、成果和利润，企业成为惟利是图的机器，最终导致多人伤亡。这种不顾一切习俗、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疯狂行为，反映了企业老板毫无约束的赌徒心理。
人人都有赌徒心态，但很多企业老板的这种心态后果更为严重。这种赌博的后果是，企业的风险减小了(只要不被发现)，而社会的风险却增大了，并且这种增长还无限地加大了社会问题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表现为下岗职工权益不保，也表现为假冒伪劣层出不穷。因此，“减负卸压、轻装上阵”这剂企业改制的所谓良方，最终成了社会统一的毒药。
究其缘由，企业之所以能够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无视于社会责任，企业老板的赌徒心态之所以能够占了上风，根本原因在于违法风险成本太低。法制懈怠、监管缺失，在相当多的行业造成假冒商品横行，并非只有医药领域，只是这一领域危害更大而已。如何根治顽症，需要讨论在转轨经济中，政府职能定位和权力制衡分配，使政府成为一个脱离市场中各利益方的公正守夜人，这才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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