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关口透析

　　本报评论员 王梓 欧阳觅剑 主持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人民币汇率牵涉到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多重因素，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因为近两年内外经济不平衡的加剧，我国汇率改革不得不承受多重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国际焦点话题 ，也肩负着各方的多重期待和忧虑。

　　5月15日，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这是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首次突破8的关口。这立即引发了人民币是否会继续大幅升值的联想，从而牵动国内、国际利多与利空的多重神经。下一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如何？央行在目前汇率变化过程中充当着什么角色？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距离我们还有多远？放开人民币汇率能否释放内外经济的所有压力？这些问题都为国际、国内所热切关注。

　　为此，我们组织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文亮，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陶冬，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黄益平，进行了深入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86期。

　　“破8”具有标志性意义吗？

　　《21世纪》：您认为5月15日“破8”是一次平常的汇率浮动，还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

　　何帆：人民币汇率突破1:8关口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从国内宏观经济的形势来看，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过快、信贷和投资过热，使得央行不得不寻找紧缩政策；国际上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不断升温，但是美国财政部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为中国调整汇率创造了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人民币汇率走高，是市场变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显示出央行顺应形势和加速汇率调整的意愿。人民币汇率“破8”之后，变化的趋势可能会和以前有所不同，汇率波动的范围会扩大，双边的波动会更频繁，但最终升值的幅度会更大。

　　陶冬：我不认为是什么标志性事件，这只是人民币小步慢升过程中间的一步。当然，“破8”无论从历史意义上，还是从心理感受上，都有一定意义。但是如果从交易员或经济分析员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特别。几乎四个月前，我们便可以根据当时人民币的升幅，大致算出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破8”。我甚至可以算出来，今年年底以前人民币会达到7.8，这是很简单的数学——只是它的新闻价值可能更大于经济学价值。

　　文亮：我也觉得“破8”不具备标志性意义，只是汇率在现行制度下自主浮动的结果。15日7.9982，16日又回到8.015，不过是浮动过程中正好在8附近，波动空间稍微大点就“破8”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美元贬值，相应的人民币应该升值，这反映了市场供求状况。

　　钟伟：这次“破8”的含义主要是象征性和心理性的。我所说的象征性是指，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大的波折，那么人民币汇率就开始走上渐进升值的轨迹；所谓心理性，是指从2005年7月，人民币钉住美元几乎固定不动的状态已经结束，公众的固定汇率定势已经打破，波动恐惧症也在渐渐消除。从象征和心理的态势看，人民币汇率“破8”，和1980年代价格改革的破冰之举，例如一盒火柴从2分涨价到3分带来的巨大效果有某种类似性。这为中国政府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马骏：人民币今后升值的幅度可能不会像市场想象的那么快，我在近期的报告中，已经把原来预期在12个月内的升值幅度从4%减少到3%。我的理由有二：一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实际上有所减弱；其次，中国最近采取一系列政策，像QDII和提高贷款利率等等，都表明用汇率工具来紧缩国内经济的必要性实际上有所下降。

　　从人民币的变化轨迹来说，虽然我们预测人民币对美元会升值,但我同时认为人民币对许多亚洲的货币在近期是会贬值而不会升值。这是因为主要币种之间的汇率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元兑日元、韩元和欧元等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估计不会大。

　　谁在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

　　《21世纪》：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情况而确定，并且实行做市商制度。从过去的这近一年时间来看，在这样的汇率机制下，投资者和央行哪个对汇市影响更大？央行如何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影响？

　　马骏：当然是央行。央行在汇率的水平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央行如果买或者卖的数量有所变化，汇率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陶冬：中国汇市还处于“婴儿状态”。对于人民币升值，市场预期基本上是一边倒。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至少今后几个月，汇率走势以及汇率变化速度的主要取决于央行对内外经济的判断以及国际政治的角力。

　　黄益平：对于现在的走势很显然央行的影响力比较大，如果完全由投资者来影响的话，可以想象升值幅度肯定会超过现在这个状况，尤其在美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密，我们政策体系说的原来就是两条，一个是钉住一篮子的货币，不是钉住美元。第二个是有管制的浮动的汇率体系。现在看出来这两个都没有完全做到，管制比浮动重要。至于说从跟美元挂钩，转向跟钉住一蓝子货币，这个过程现在可能走的也不是很远。从现在看出来，基本上还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体系。显然央行在考虑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影响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美元因素，当然这个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央行实施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主要就是对市场上的干预，直接介入也好，通过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也好，主要是在外汇市场上做一些买卖。虽然央行并不直接决定汇率多少，但显然对一部分市场交易行为有影响有干预的。

　　文亮：去年汇改之后，央行是在朝着逐步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方向努力，比如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中引进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汇率形成过去都是央行公布，现在则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向做市商询价以后，去掉最高价、最低价，再加权平均。做市商作为市场参与者，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很大作用。

　　按照现行制度，央行不参与询价，所以央行的主要作用不是影响汇率中间价，只是负责在交易过程中，防止汇率的剧烈波动，帮助市场出清。目前市场供过于求，没有央行干预，不可能出清。中国一季度的外汇储备增长56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70亿美元，央行干预应该说比较频繁。

　　何帆：尽管央行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推动外汇市场改革，但是在汇率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市场上仍然存在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银行和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手段并不多，所以外汇市场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汇率制度中的模糊性，如并未真正钉住一篮子货币，加快汇率制度灵活性和承诺不再升值之间的矛盾等也能反映出人民币汇率仍然是受政府管制。

　　钟伟：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引入了许多市场化的因素，但现实是：央行作为一个交易者，在结售汇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上的交易份额相当显著，这可能会对外汇市场上均衡汇率的形成，以及货币市场上基准利率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外汇市场而言，央行仍然扮演的是市场出清者的角色。做市商和询价制度的引入，远期和掉期品种的引入，人民币对非美元品种的波动等，都显示外汇市场已经对更灵活波动的人民币汇率具有承受能力，但是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仍然相当有限。如果“政策带”仍然如此狭窄，那么真正具有市场意义的外汇交易品种就难以活跃，做市商也会装饰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我个人估计目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日均交易量大约在20亿美元，这远远背离了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显著需要。只有更宽的“政策带”，才能使外汇交投活跃，汇市日均交易量达到至少200亿-300亿美元，初步满足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之需。目前的汇率形成机制，已经使得央行对人民币即期汇率和人民币浮动利率具有举足轻重的直接作用，这可能会抑制汇市和货币市场的进一步发育。

　　央行的担忧

　　《21世纪》：市场预期人民币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升值，但今年以来直到现在，升值幅度还不到1%，远远低于多数人的预期。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央行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升值幅度太大？央行的担忧是什么？

　　何帆：央行的担心包括：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出口可能受到冲击，出口部门的就业也会受到影响；可能还担心小幅度的升值强化对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政治化，也是政府在调整汇率中显得谨慎和迟疑的原因；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央行对汇率改革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到目前来看仍然是有效的，但“成功是失败之母”，这些权宜之计的成功可能会拖延长远的改革。为了应对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一直采取冲销政策。尽管冲销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央行票据的利率并没有急剧提高，所以单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冲销政策可能在近期内仍然是可持续的。但是，冲销政策和资本账户开放都代替不了汇率改革。

　　陶冬：我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有能力承受一个比目前更大的汇率浮动范围。但是，农业生产力仍很低下，过度升值会导致进口农产品的人民币价格大幅度下滑，对农村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另外，今年是中国银行改革的关键年，有几个银行要在海外上市，其他银行正在改制中，年底外国银行允许进入人民币业务市场。在最关键产业的关键一年，我相信回避风险是一个审慎适当的策略。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我个人赞成摸着石头过河。

　　文亮：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浮动区间和汇率弹性越来越大是发展方向。但要意识到，中国毕竟是从过去长期钉住美元，走向了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以来，没有哪一年有过现在这样的浮动，1994年到1997年累计升值才4.9%，而现在半年左右就是3%点多。这已经是很大进步了。

　　而且如今很多东西还没有准备好，比如汇率浮动，企业就必须得有避险手段，但现在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刚刚引入，交易机制不是很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承受不了汇率大幅度的波动。比如，客户与做市商根据利率平价签订远期合约之后，即使利率和汇率预期发生变化，它们也不可以在即期市场平盘，因为那不符合现行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的管理规定。

　　钟伟：我认为，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目前渐进的微幅升值，只能解释为政治妥协，而不全然是经济方面的考虑。

　　我们对沪深上市公司进行了分析，就上市公司汇兑损益而言，在936家样本公司之中，有612家公司出现汇兑净亏损，有324家公司实现汇兑净收益，即七成企业是汇率改革的败者，三成企业是胜者。不过戏剧性的事情是，全部出现汇兑损失的企业的总损失，还不如出现汇兑收益的企业的收益大，612家汇兑净亏损的公司2005年有16亿元的汇兑亏损，但324家汇兑净收益的公司却实现了70亿元的汇兑净收益。

　　如果中国沪深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是基本准确的，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空间，远远大于我们事先的预料，汇率政策的改革余地都还相当大，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也相当强。

　　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还不够

　　《21世纪》：近期以来，人民币有涨有跌，并且涨跌的幅度都比较大，15日的涨幅超过了千分之一。这是否意味着央行将允许更大范围的浮动区间？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何帆：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在于要引进双向的波动，这样才可以打消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通过在双边振荡的调整中逐渐实现人民币升值，最终释放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钟伟：从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的涨跌都微不足道，日均千分之几的“政策带”，极大地制约了央行对市场进行双向干预的可能性，也制约了交易产品、交易主体和交易数量的持续创新与发展。也许再过两年回头来看汇改第一年，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汇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到位，既然公众的汇率波动恐惧症已经破冰，那么期待更灵活和更宽阔的汇率“政策带”是理所当然的。

　　文亮：浮动空间扩大是大势所趋。汇改的目标就是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适应汇率的波动性后，汇率波动空间可以扩大。另外，随着衍生产品市场逐步健全，企业有这方面的承受能力，空间也可以逐步扩大。

　　黄益平：央行允许扩大波幅的方向是肯定的。可能我们会见到更多的灵活性，升值的幅度会加快一些，但是是不是会升到我们所预计的7.5%，这个当然我们需要观察。

　　目前扩大波幅的驱动力起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内本身的货币政策决策需要有相对的独立性，相对的独立性就要求相对比较灵活的汇率体系。

　　第二，目前中国的外部压力还是存在的。我们的经济已经大幅度国际化以后，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要求。

　　第三，我们经济当中确实存在过热的现象。

　　汇改需要考虑美国的压力？

　　《21世纪》：近期中美之间有一系列的互动，美国没有将中国视为操纵汇率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更趋缓和？这对人民币汇率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钟伟：根据美国1988年奥姆里巴斯贸易与竞争力法案(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报告”(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xchange Rate Policy),提交日期一般为5月和11月，分别评估上一个半年度美国的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以及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政策，以确定其是否存在汇率操纵(Exchange Rate Manipulation)。

　　汇率操纵至今仍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指出，任何成员国不得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地、长时期地以及同一方向地干预，从而使该国货币的汇率保持在一个不恰当的水平上，否则即为操纵了汇率。中国先后5次出现在美国的“汇率操纵国”(Countries Manipulate the Rate of Exchange)的名单中，韩国等东亚国家也屡屡榜上有名。但1994年之后，美国财政部没有再将任何一个主要贸易伙伴认定为“汇率操纵国”。

　　目前美方关注的是石油美元和东亚美元的流向问题，因此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有所减轻，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适得其反。美方在报告中多次强调说，2005年7月21日的改革仅仅是第一步，中国会继续为增强汇率弹性而不断努力。

　　陶冬：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国会山，对人民币问题态度都有所缓和。三月份舒默访华以后，直至今后一段时间，来自美国的压力会减轻。美国政客的注意力已经从对外政策、国际贸易政策，转向了国内政策，在这种大环境下，拿人民币做文章的人少了。

　　布什当局本身其实也不是真心实意要逼人民币升值，如果真要这样做，受伤的不仅是中国出口商，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跨国集团及美国消费者也会受损。我认为布什政府是“光叫不咬”，叫是他的责任，一旦咬下去的话，同时被咬到的是中国出口商和美国消费者(选民)。

　　布什所做的事情，是化解美国国会的压力。我始终不认为这一次财政部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明年中国很有可能被列为“汇率偏差国”。不过即使如此，美国也不会有直接贸易制裁措施跟进，这个是格拉斯利法案和舒默法案最大的不同。布什当局在人民币问题上做文章，意图是借此打开中国市场，。

　　黄益平：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见得美国的压力有所减缓，我自己的理解，他没有说中国是操纵货币，实际上有几个考虑，第一是确实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包括胡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另外包括温总理，包括周小川行长，一直都在强调中国对汇率改革的重视，正努力使汇率变得更有弹性，汇率更自由化，我们是有承诺的。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

　　第二是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和中国之间相互一种合作性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何帆：美国财政部和国会对待人民币汇率的态度是有分别的。财政部和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更加现实，他们知道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纠正其贸易逆差，而且一旦美国声称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结果不仅不会加速中国的汇率政策调整，反而可能会让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美国国会更多的关注国内选民的利益和情绪，其反华倾向更重。在中期选举的时候，美国国会不会放弃指责中国。要避免中美之间出现两败俱伤的“斗鸡博弈”，必须使得汇率问题“去政治化”。

　　文亮：近年中美贸易发展迅速，经济联系越加紧密，交往多了有摩擦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中美贸易是双赢的，只不过现在那些受益的美国人没有站出来说话，而受到中美贸易负面影响的工人开始搞各种活动，向政客施压。多数美国人并不想跟中国搞汇率战，在货币上给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因为结果会是两败俱伤。中国对外贸易大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设厂，先进口原料或半成品，然后加工出口。美国如果因为中国汇率不动，就对中国所有的进口收27.5%的关税，在影响中国对美出口的同时，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而且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都买了美国国债，支持了美国金融市场，这也是互益的事。今后，应以平常心来看待中美贸易问题。

　　最后，一定要明确：现在中国改革汇率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中国自身利益，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主动进行的调整，而不是为了美国。美国施加压力只是一方面，我们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内部。亚洲金融危机时，各方面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要求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还是挺住了。那么严重的情况都扛过去了，何况现在！

　　对中国汇率不满的美国人，除了坚持要求人民币汇率重估，也强调不是要人民币大幅升值，而是希望看到人民币汇率能增加弹性。如果中国提出改革，让人民币波动区间扩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压力。而且增加汇率弹性后，也能为央行减少干预、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创造条件。

　　汇率改革的目标及影响

　　《21世纪》：您预测人民币今后将是怎样的走势，一月和一年分别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怎样？对国内的信贷和投资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何帆：人民币会保持继续升值的趋势，但是升值的幅度不会很大。温和升值对贸易的影响不会很大。中国的出口对汇率变化的弹性并不大。中国可能仍然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保持贸易顺差。但是，如果汇率的调整能够打消市场上的升值预期，就会减少热钱流入，对控制房地产投机、压缩信贷等均会有积极的影响。

　　陶冬：我预期人民币汇率今年年底大概在7.75到7.8之间。就是在目前的规模之上，人民币会再升值2%到3%。对国际贸易影响不大，但对出口商有影响。

　　马骏：我们的预测是，在12个月之内，人民币兑美元升到1:7.75，人民币对日元贬值10%以上，对韩元可能贬值3%，兑欧元会贬值2%。这对中国出口至非美国市场，尤其是日本市场，有促进作用。

　　这对于国内的影响有很多方面。比如升值预期会继续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这可能会加剧投资过热倾向，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如果是升值幅度过大(如10%)，中国的出口可能会由此明显放缓，使得在某些行业的利润率下降，银行坏账增加，投资需求减弱。

　　黄益平：在短期内，我们预计数字是从今年年初算起，在7.5%左右，如果看一月，对美元的汇率也就是7.9多一点。预测到第二季度是7.95，到第四季度是7.5。

　　对于我们经济本身的影响可能是两个方面，如果单从投资来考虑，货币升值就意味着我们进口的原材料相对来说变得比较便宜一些，很可能有助于国内需求的增长，这是很重要一个方面。另外，货币升值意味着出口产品竞争力会减少。总体来说，对国内需求可能有一些微小的负面影响。

　　《21世纪》：您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应该以什么作为目标，平衡贸易还是确立更加市场化的机制？与之相应，近期的首要目标是升值还是增加弹性？

　　何帆：汇率调整的目标一是寻找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均衡汇率，二是为了维持中国的贸易竞争力而稳定贸易加权的实际有效汇率。这两个目标在当前是一致的，即都要求人民币升值、汇率波动区间增加。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双边汇率不能起到维持贸易竞争力的作用。我们仍然认为调整汇率水平优于所谓的调整汇率制度。因为适度升值的负面影响并不大，而且信号非常明确。调整汇率水平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但调整汇率制度和发展外汇市场需要更长时间、更多配套措施、争议更大。升值对于刺激外汇市场的发展意义重大，没有价格的变化和波动就没有市场。

　　陶冬：这两个目标本身并不矛盾。只有汇率的机制从结构上出现变化，扩大了波动幅度才有可能平衡贸易。最重要的是，央行应该明确，汇率政策不仅是平衡贸易的一种手段，它同时也是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国今天的经济过热和投资失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缺少弹性，利率政策完全受制于汇率政策。尽管利率处在一个超低的水平，尽管先是重化工业投资热，后是房地产投资热，但由于忌讳“热钱”涌入，央行对利率杠杆始终不敢动。由此造成的经济资源错配，可能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可能形成的房地产泡沫，我个人相信这比出口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只会大不会小。

　　黄益平：我也认为这两个目标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生产力提高非常之快，收入也提高得非常快，汇率升值是一个经济规律，不管政府愿意不愿意，它都会如此。要么就是以名义汇率的形式调整，那么以实际汇率，包括通货膨胀、工资调整和资产价格调整，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你的相对出口竞争力会因此弱化。

　　不过，这两个目标最终是一致的，但是本身可能不应该把平衡贸易作为完全追求的目标，虽然最终可能会有这个效果在里面。从我们汇率政策改革的方向来看，更主要是要使得你的汇率的变化，反映经济或者市场中的基本面变化。这个就是说灵活性，我觉得从建立制度来说，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特别重要。

　　钟伟：中国经常账户收支的持续顺差，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因素，一是中国出口产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比其竞争对手的上升速度要快得多，二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加工装配地位，决定了其贸易项目的顺差。目前看来，这两个因素都很难被逆转，因此以平衡贸易收支作为汇率政策的决策目标，可能对中国经济具有过分的杀伤力。因此，平衡经常账户和增强市场化因素相比，汇率政策改革目标应该首先定义为增强市场化因素。就近期的目标而言，只有增加弹性，才能促使汇市交投的活跃和均衡汇率的形成，因此增加弹性应该优于升值。

　　文亮：我觉得汇改不是死钉住汇率水平，而是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最主要的还是外汇市场本身的培育，重点是要完善外汇市场的交易机制，还有赖于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国际市场上的衍生产品很发达，而且在每天上万亿美元成交量的国际市场上，现货交易不到一成，大部分都是衍生产品交易。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衍生产品的交易不到一成，大部分是现货交易。这在一定程度反应出我们市场的不完善，我国衍生产品市场还有很大发展潜力，只有当这个市场发展起来，这一套基础设施完善以后，才能够让我们的汇率更加具有弹性，浮动空间更大。

　　我国资本账户也要稳步扩大开放。过去由于外汇短缺，我国大力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现在我们要逐步地扩大资本流出的数量，拓宽资本流出的渠道。要让跨境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发挥其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

　　很多人认为，只要汇率动起来了，所有问题都会解决。实际上恐怕问题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浮动汇率制可能不仅不能解决贸易顺差的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问题。像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短期内日本的出口下降，但日本的贸易顺差却上升了。浮动汇率制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不仅要进行汇率政策的调整，其他涉外经济政策也必须相应地作出调整，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政策和贸易政策。

　　《21世纪》：那如何处理汇率调整与平衡贸易的关系呢？

　　文亮：在国际收支平衡中，汇率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也不能完全依靠汇率调节。贸易的顺逆差问题，根本上是由国内的投资储蓄关系决定的，而不是汇率。去年中国名义上双边汇率上浮了两三个百分点，对主要贸易伙伴平均升值幅度是10%以上，但是去年中国贸易顺差却创了1000多亿美元的新高。所以说汇率只是一种手段，要解决国际贸易平衡问题，不能依赖于汇率，还要通过其他政策。中国对外经济不平衡，根本上是由于国内经济不平衡造成的。

　　

宏观调控有四个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前三个属于对内平衡，最后一个是对外平衡。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外不平衡其实是国内出了问题。中国有这么多经常项目赤字，根本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去年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顺差，就是因为前期新一轮投资膨胀后，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很多学者包括中央银行也说经济通缩通胀在一线之间。根据经济学理论，经济高速成长都有通胀压力，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成长，出现通缩压力不正常。现在，国内存在储蓄大于投资的问题，同时产能过剩造成我们经常项目大量顺差，从而带来巨大贸易顺差。

　　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地方不计成本，牺牲环境、劳工利益和土地资源，廉价地招商引资，给外资特殊优惠待遇。本来早期开放的沿海地区应该产业升级了，但是它们仍然沉醉于出口加工业，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产业结构应是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应上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但由于外贸发展很快，结果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差距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不是在起飞过程中优化，反而是在不断的恶化，这都是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些反映。而这些都会反映到国际收支、贸易收支、资本流动上。

　　总之，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要从恢复国内平衡入手。国内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总量问题不解决好，国际收支也不可能平衡。过去我们主要靠行政手段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手段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遵照文亮的个人意见，未放本人照片。本报实习记者徐丹、吴炜惠参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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