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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中国改革最前沿的浙江民间资本依旧是质疑者和批评者的主要靶心之一。据最近一期《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民间投资被贴上了“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车牌团、炒产权团”等各种标签———对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资的道德苛责与学术指责不绝于耳；有舆论甚至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国内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种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加剧了社会经济与贫富差距等等。
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浙江民间资本，也一直在为资本的逐利本能辩护。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学界或是舆论界，总有一种声音在刻意将学理的东西道德化，并顺手将浙江民资抹黑。如果说，人们批评民资钻法律和政策之空，在资本翻云覆雨之时客观上产生了负面效应尚有可取之处，但指责浙江民资是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则不仅言过其实，还牵涉到了一个严肃的命题———正在继续推进改革的中国，是否真的容不下浙江民资如此活跃呢？
我相信，任何一个尊重自由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都会对合法的投资行为抱以支持和宽容的态度。浙江民资的问题在于，尽管合法，但是在面目上有时候却不合理。比如，一些热钱在楼市中的投机行为，在法律层面无可指责，客观上却起到了哄抬房价的作用。在楼市问题备受诟病的今天，投机的热钱有火上加油的意味。
有学者将资本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谓自然属性，就是指其逐利的本能；而社会属性，则指资本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显然，两种属性之间有时候存在冲突———资本的本能常常会让社会属性屈从于自然属性，当资本的个体利益得到张扬的时候，可能会因此牺牲他人更多的利益。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浙江民资的确不那么可爱，甚至可恨。事实上，民间资本的遭遇在当代中国或许还有些新鲜，但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一些人厌恶浙江民资的心情并不难理解。
自由市场经济大幅度地改进了民众的生活，然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鄙视、厌恶甚至憎恨自由市场呢？这个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是个老问题，曾经困绕着哈耶克、斯蒂格勒、布坎南和弗里德曼等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那些伟大的头脑，那些热爱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几乎是用一生的力量在为自由市场辩护。
比如，对于“自私”的资本拉大了贫富差距的指控，斯蒂格勒说，“不必去理睬”。在他的理解里，历史事实明摆着，缩小贫富差距更多地要归功于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调控。怀有偏见的人们仅仅看到了资本“惟利是图”的一面，却故意忽略了“惟利是图”表象的背后，自由流动的资本对社会做出的更全局性的贡献。
可以说，以浙江民资为代表的自由资本在中国的活跃表现，重现了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中曾经不断出现的景象。也就是说，部分民众对浙江民资的指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知识分子继承了某种伦理的衣钵。他们认为：一种由具有无私奉献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体系，要优越于那种每个人只追求自己利益的社会体系。从这种价值观出发，这个群体对自由资本的批判不遗余力，这股力量与微观利益受损害的群体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反对势力。
不过，理性的人们却应当看到，浙江这个东南沿海省份的崛起，很大的功劳要归于草根的民间经济；人们更应当看到，中国持续2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若缺少了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几乎是不现实的。也正因如此，浙江省高官多次高调支持民资在各地的自由流动，并出台具体政策声援所谓的“炒房团”和“炒煤团”们。
我当然得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尽规范，一些商人的运作不尽合理。在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灰色地带，不仅仅要靠舆论的批判，更要依赖于法律的惩戒。但是，倒水决不能连孩子一起倒掉———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善良的人们应当想到，当一些人指责浙江民资北上“炒国企”的时候，这种指责显得多么荒唐。如果一些垂死的国有企业还是香饽饽，怎还能轮得上浙江的民资来“炒”呢？
在民资尚无法实质性进入国有垄断领域的现实下，人们听到那些指责声时，还得多留个心眼，多注意听听那些声音究竟是从哪里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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