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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文平
当胡锦涛主席携夫人涉足比尔·盖茨的私人智能豪宅，与这位左手总是习惯性揣在裤兜的全球首富握手的时候，保护知识产权业已成为中国基本国策。我们认为，将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理解成对“微软”等知识产权拥有者的迎合，或者对知识产权大国的外在压力的屈服，是一种欠健康的负面心态。
的确，中国在“保知”行动中表露了善意的迹象。4月18日，胡锦涛赴盖茨家宴的前一天，5大国际名牌诉北京“秀水街”案终审判决，假冒名牌泛滥的秀水街输了官司。将此案视为“敏感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一审法院，去年展现出惊人的司法效率，“3个月内审结”，释放出中国政府决意“保知”的信号。事实上，西方媒体眼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秀水街案件”，不过是中国射出的众多信号弹中的一枚。4月11日，在华盛顿，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就知识产权等经贸难题与美国商务部长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会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重申中国政府的“保知”态度。
没有一个定量的测算方式，让我们清晰地获知，中国“保知”的高姿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自西方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急于在中国市场跑马圈地的外资企业，是推动中国勉力“保知”的一支劲旅。4月12日，“品保委”成员聚首北京，共庆这个“保知压力集团”的6岁生日。“品保委”，是中国外商投资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的“小名”。作为一个“压力集团”，一个非政府的公关组织，他们最有力量的公关，是游说中国的“保知”立法，以保证他们逾500亿美元的在华投资不因被知识产权的侵害而折减。据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知识产权的司法解释，乃至国务院颁布不久的《保护知识产权两年行动纲要》中，都有他们的影子在晃动。以往，我们对外国组织游说中国立法，总有一股说不清来由的不满和警惕。无疑，洋人的游说是以他们在华的最大利益为诉求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手段是合法的，行动是阳光的，效果是利己利他的，又有什么不好呢？
“保知”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兑现的承诺。“重然诺”，是中国古人对“君子”的要求，也是我们面对WTO的理所当然的姿态。“保知”确实会在短期内削减我们的利润、陷某些企业于困顿，比如“秀水街案件”的判决，对上海“襄阳路”等中国所有同类市场均是“一场灾难”，对“有父母需要供养，有子女需要读书，除了卖假冒伪劣商品，不知还能做什么”的小商贩们，对习惯于买便宜货节俭持家的城市主妇们，可能同样是不愉快的。深谙中国国情的人们相信，近来频频誓言告别假冒的商贩们，豪言壮语之后一定有着外商企业看不到的酸楚。然而，要入世，要与狼共舞，我们就得咽下盈在眼眶中的泪水，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可能一边享受入世的好处，一边拒绝入世的“麻烦”。
履行“保知”承诺，不止“喻于义”，也“喻以利”，维护外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也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须知，“保知”不仅让外国企业赢在中国，也是中国企业长大的保护伞。红旗插到印度的华为公司曾说过，他们不怕微软，怕盗版。就在日本“丰田”告中国“吉利”侵犯知识产权的同时，华为也从“沪科案”开始，打了一圈知识产权官司。没有巨额的投入，华为PCT国际专利申请，怎么可能超过美国的思科？要是巨额投入换来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华为有什么动力搞自主创新，又怎么在20年的时间内疯长成参天大树？再者，维护外企的知识产权，对中国企业并不必然是件坏事。两年前，被判侵犯本田公司注册商标权的重庆“力帆”，不但没有垮掉，还从模仿的黑洞中爬出，实现从侵权到创新的蜕变，迄今仍是中国摩托车行业的领军者。
只有尊重知识产权的企业，才有可能赢得国际竞争。请相信，一个不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是无法实现自主立国战略的。我们应有壮士断臂的大勇之气，从被动“保知”的阴霾中走出，为中国的“保知”国策喝彩，而不是自怨自艾，抱怨自己的政府为什么要曲意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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