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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邓聿文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日前举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围绕三个着力点，不断将改革引向深入。与此同时，各部委也在此次会议上公布了今年改革的主攻方向。
马凯披露的三大着力点包括，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围绕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放在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改革，重点将推进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
作为直接负责改革指导与总体协调的政府机构，国家发改委对改革的部署代表着中央对改革的态度。而从马凯披露的上述三点来看，改革的脉络已经非常清楚：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必须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革宏观调控；改革必须改善民生状况，增进人民的福祉。换言之，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变，同时，改革又须以人为本，讲究公平。
今年以来，围绕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社会发生了不小的争论。对改革的反思是必要的，但以前期具体改革中的某些失误为由而否定整个改革，否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则是一种倒退。中国的改革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探索，是探索就会有失误，而且也应该允许失误。与改革初期普遍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状态相比，当前由于改革利益增进程度的降低，使得社会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改革积极性不如初期那样强烈，长期主导改革的政府部门本身成了改革的主要对象，以及在改革中受益的既得利益者在继续改革中已成为改革阻力等因素，中国增进改革动力的难度加大。但正因为如此，改革更必须向前推进，延滞只会使矛盾和问题累积，后退更是没有出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推进改革，也就是改革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前进。前期改革举措中的某些失误以及由此引起的群众不满情绪，并非是市场化改革错了，而恰恰是没有更深入地推进市场化之故。因为市场化不彻底，所以权力就能很方便地干预市场，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官商勾结严重，民众难有机会公平。与其说这是市场之恶，不如说是权力之恶更恰当。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国改革的权力约束背景有关。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当改革改到政府头上时，不难想象政府部门会自觉地放弃手中的权力。改革的这一特点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利益主导型的改革，而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官员利益主导下的“改革”，是不可能不走形变样的。
可以说，政府本身所拥有的权力和作为经济社会管理者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政府在发展和改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这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特殊难题。这一难题的背后反映了政府职能改革的滞后，它是当前很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比如，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不解决，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资产纽带直接存在，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不可能完全建立，企业也难以成为真正的能动性市场主体；行政性垄断及地区性封锁不打破，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最终形成；不理顺庞杂、错位的政府职能，不改变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的方式，就不可能建立灵敏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再分配体制不建立，贫富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所以，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成为全面推进改革的关键。
在政府改革的同时，针对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基本现实，应该允许不同的利益集团公开表达他们的意志和要求，给各个利益集团一个表达和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渠道。这就需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通过有组织和有秩序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来化解社会矛盾。政府的作用是把注意力放到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上，防止某个利益集团力量过大，以保障改革的公平和公正。
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我们需要采取理性手段来进一步增强改革动力，在改革思路的研究上走出过去那种非此即彼、非予即夺的思维模式；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改革对象的现实基础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在具体操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既恪守原则性，又保持灵活性。以此来看发改委对近期改革的部署，改革正在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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