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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党校针对民企老板的短期培训已办60多期，有近万名学员。在一项调查中，“结交朋友”被许多老板学员视为收获之一。新疆某水泥制品厂厂长说，北京之行让他结识了一帮朋友，“以后到外地办事就有熟人了”(新京报3月27日)。
这位厂长的话耐人寻味。它表明，“熟人社会”并未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远离，而是以各种“新的形式”围绕在我们身边。
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
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熟人社会将因经济变迁而解体；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中国将自然的过渡到一个法治社会。但是事实上，当人们日益处于陌生人社会的时候，却一再试图构建一个新的“熟人社会”。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民企老板把“结交朋友”视为收获之一，显然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在“陌生人社会”中，“熟人”、人情，血缘是没有意义的，“熟人”关系不能动摇法律。而在我国恰恰相反，目前我国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法治基础还很薄弱，已有和正在建立的各种“熟人”关系却往往以“摆平”法律为能事。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社会意识仍然弥漫在社会各阶层，从而更加巩固熟人社会排斥法律的基础。
显然，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一个司法不独立的国家永远也进入不了法治社会。而瓦解熟人社会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为法律开辟越来越多的空间，突破“熟人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社会”。
马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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