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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1日起，新的消费税政策就要付诸实施了，这是自1994年起征消费税12年后的首次重大调整，也是对税制改革中的一个较大变化。这次调整的最大特点无疑就是扩大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虽然其也对护肤护发品等少数商品进行了免税或者减税处理。
经济学家穆勒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断言，“若只对某些商品课征货物税，则这种税会落在消费者身上。”事实上，无论新增的税收最终由消费者还是由企业来承担，征税都能
提高政府收入。既然如此，对于征税的理由就需要进行透彻的辨析。
对于消费税“新政”带来岁入上涨的总量意义，财政部并没有讳言。其官员在解释政策调整理由时，第一条就是“征税范围偏窄，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扩大了征税范围自然也就能增加税收收入，无论消费税具有如何神奇的调节功能，都不能否认岁入上涨这一基本前提。既然是增税，那首先就应在宏观上将其归入非积极财政政策的范畴。
此时，过多强调消费税所具备的调节功能是有失偏颇的。姑且不说去调节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贫富差距问题，就是在看似合情合理的有利环保和节约资源的问题上，也并非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还有着更有效的办法。要说调节功能，价格的调节作用无疑要更有效得多。即便是二者同样有效，那么无疑也应该先放开价格，而不是先去增税。
更具证明力的一个例子是铁矿石价格。去年，铁矿石由于需求旺盛提价71.5%，今年铁矿石价格可能还将上涨10%至20%。无需澳大利亚或者中国政府征收赋税，钢铁产量过剩和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压力也会自然淘汰那些不节约资源的厂商。市场的力量比征税要大得多，另外也不会导致人为调节所带来的不公。
由此可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或许并不神奇。此外，消费税的指挥棒失灵的可能性或许也比较大。典型的如汽车按照排量征税的问题，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甚至出现20家厂商联名上书呼吁的报道。汽车业界的论据是排量不等于节能和环保，大排量的车如果进行了较好的技术改进，很可能比小排量的更节能和环保。如果不做调整，消费税有可能成为保护弱者的手段，而不是鼓励先进。
这其实也不全是一种自保行为。经济学家穆勒同样断言过：“众所周知，改进最少的生产部门，是遭受税收官员干预的部门：一般说来，要刺激某种商品生产的改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废除该商品市场的赋税。”任何夸大税收调节功能的观点，都面临着南辕北辙的风险。与创新紧密相连的往往是减税，而不是增税。
综上可知，消费税“新政”的总量意义其实要大于结构调整的价值。合理扩大税收是一个现代政府的合法权利，但关键是该项税收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公益。当前，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比如新农村建设，比如减少财政赤字和中长期国债发行等等。在财政支出没有较大幅度调整之前，税收上的调整只能采取此消彼长的模式。所以，财政上的缺口需要通过支出结构的改革来进行解决，而不适合通过增税来补缺。当前最需要增税来解决的问题，就是税制改革本身，因为减税是整个税改无法回避的主题。
如果说现在消费税非加不可，那么最合理的理由就是要在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实行减税。近日，国税总局表示我国的税负水平仍然较低，只有16.2%，而市场通常认为我国的实际税负为30%左右，高于发达国家扣除社保部分后的20%水平。即便存在各种争论，但我国的名义税率偏高却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经济增长和征管水平提高，税收就出现了20%的增长水平，增速远高于同期的GDP增长。
由此，消费税的加法必须与增值税、所得税的减法同时来做。当前，固定资产税前抵扣的增值税改革由于涉及较大幅度的减税而进展缓慢，企业所得税合并问题也因为无减税做铺垫而困难重重，个人所得税更是出现了调高起征点、但税收总额大幅增长的尴尬局面。这些方面的改革速度对于经济转型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其他税项的增加，都需要首先考虑到增值税和所得税迫切的减税需求。消费税“新政”也才有了最正当的理由——我们为一次性筷子支付更高的钱，不仅仅是因为环保，也是因为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经济持续保持活跃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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