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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本强
农民工讨薪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报道，已经快成为人们见怪不怪、剩不下多少新鲜性的新闻了。国家对直接侵害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拖欠工资现象，虽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清欠，但困难重重。在势单力薄的个体讨薪屡屡受挫之后，“聚众围堵”，发挥“集体的力量”就成为一些农民工的讨薪新招。
应当承认，“聚众围堵”的极端讨薪行为是欠缺理性的，但我们苛责这种做法时，更应该思考为什么讨薪这种再平常不过的要求却得如此“兴师动众”？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和促使农民工理性维权。
时下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普遍，讨薪难成为社会热点。遗憾的是，尽管国家设置了法院、仲裁、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机构，配备了一整套十分精致的权力救济制度，但由于司法 维权的成本过高，耗时太长，维权的程序繁琐复杂，执行难等现实存在的问题使维权的实效性不高，农民工向这些机构寻求救济的积极性不高。
在饱尝了个体寻求利益保护屡遭失败的无奈后，部分农民工开始尝试着组织起来，聚众围堵就是组织方式之一。尽管已经僭越了合法的界限，但对民工而言，它的确卓有成效。
当前地方政府多以“招商引资”为压倒一切的重任，决策取向的天平多向投资方倾斜，而行政主导型体制又会将这种态度传递给司法等纠纷解决机构，农民工在这一博弈中明显处于劣势。然而，一旦农民工集合起来，以群体的力量给政府施加压力，政府期望迅速结束“事件”以维持稳定局面，往往会出面承诺并督促欠薪方支付拖欠工资。因此，“聚众围堵”的内在逻辑在于组织起来以切实维权。
确实，劳动争议中，雇主往往作为团体而存在，被雇佣者多为背井离乡的个人，这就构成一种组织性歧视。农民工这种� 邮票居νüせ岬靡云胶狻８�1992年制定的《工会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组织应当“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十多年来，工会形同虚设，始终处于附庸地位，甚至有些民营企业根本没有成立工会组织，这种状况导致农民工几乎沦为毫无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因为缺乏社团的帮助，他们不得不以原始的方式自发组织起来，但这种过激的维权方式缺乏制度规范，已经逾越了法律所允许的界限。
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各级各类企业的工会组织，由工会这一体制内组织充当农民工的组织和利益代言人，以充分表达他们的声音，从而引起关注并保障其权益，最终将农民工的维权途径纳入规范化轨道，从根本上避免“聚众围堵”成为讨薪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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