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纺织品贸易纷争到敌后去

　　□ 丁汀

　　整整三个月前，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星夜兼程，飞往布鲁塞尔。作为中欧纺织品贸易磋商的中方首席代表，那时候他不得不面对欧盟高高举起的贸易大棒。

　　三个月后的8月25日，欧盟的一个代表团同样行色匆匆，来到中国。

　　宾主易位。攻守也随之易势。

　　虽然在随后两天的谈判中，没有结出任何果实，但是这一回，中方大可以安坐太师椅。因为是对方有麻烦了，而且麻烦来自“内部”。

　　欧盟突然发现，三个月前举起的那个大棒，今天落到了自己的脚上。

　　中国人也突然发现，鏖战了三个月的中欧纺织品贸易纷争，竟然在敌阵地的后方，亮起了火光。

　　先抛弃幸灾乐祸的立场。中欧纺织品贸易在三个月内的形势转变，并非说明中国的贸易策略没有问题。

　　2005年配额制取消之后，中国纺织品在欧盟的“疯涨”确实令人胆寒。所以那时候的欧盟内部，以“就业论”为幌子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占了上风。中国人授人以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有了口实。

　　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欧盟委员会，在这样的贸易争端中扮演的角色，都更接近于裁判。但是这些裁判是“骑墙派”，政客们评判和决策的标准，最主要的是选票。他们要先有决策，而后才给出决策的理由。

　　所以那时候中国的应对策略显得“老实”而刻板：指责他们违反游戏规则是无益的，他们经常这么干，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的历史经验有很多；指责他们的企业10年过渡期无所作为也是无益的，无论如何，那关系到他们的就业，进而关系到他们的选票；强调贸易额突进是“暂时的配额释放”就更加无益：中国的纺织工人，没有美国、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投票权。

　　在那个时候强调的中国纺织业尽快“产业升级”，似也“远水解不了近渴”。产业升级非一蹴可就。贸易大棒却就在头顶。

　　“每天失业1000人”足够骇人听闻，所以欧盟理当毫不犹豫地挥起大棒。

　　但这一回，选民的想法变了。因为突然间，贸易商亏本了，零售商没货了，欧盟人民眼看着这个冬天要挨冻了——要不就得从口袋里掏更多的钱出来。

　　所以，贸易自由主义的声音，高涨过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欧盟委员会也突然意识到，对中国纺织品“恢复配额”，似乎过分了。

　　但是千万不要期望他们反思或者悔过，这是形势所迫，“骑墙”的作风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只不过现在，选票开始向另一端倾斜了。

　　德国有个叫盖尔科的服装商，不是已经“以公司乃至整个纺织产业的名义”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交起诉书了吗？据说他起诉的理由是：被卡关的商品都已付清了货款，应被看作是私有财产，而德国海关侵害了企业的私有财产权。

　　这样的事例一定不少见。但是这位盖尔科总裁，维护的是他自己的利益——私有财产。

　　对贸易商而言，那些被卡的衣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对消费者来讲，口袋里的欧元更是私有财产。中国的纺织品，不是正和这些“私有财产”有着莫大的关系吗？

　　类似盖尔科一样的“盟友起义”，并非没有成功的先例，虽然很少。

　　一家制造农药的中国公司新安化工，在1995年-2004年的9年中，横跨亚、欧、澳、美四大洲，被一家叫做“孟山都”的美国公司“设套”，接连遭遇了8次“反倾销”调查。这里面鲜有胜绩。但是2004年在阿根廷的那次胜诉，却突然让他们有所“悟”，进而有所得。

　　之前，新安化工已经被孟山都步步进逼，被迫退出了许多市场。但是在阿根廷，他们找到了制敌的“法宝”，那是当地的农民。

　　和中国的纺织品一样，新安化工的产品“草甘膦”，市场策略也是低价位。阿根廷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国之一，平均每年消耗价值2.5亿美元的草甘膦。在反倾销调查最关键的时候，“第三方”开始发挥作用，这个“第三方”是阿根廷的农业利益集团，农场主们担心，一旦中国农药被逐出市场，他们有可能要向孟山都多支付1亿美元。

　　于是他们开始向阿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把他们的经济部长与孟山都“有利益关系”的秘密“报料”给了媒体。经济部长下台，迫于压力，阿政府最终做出了“没有倾销”的结论。

　　在总结这次胜利的经验时，新安化工方面用了一个战争术语：到敌后去，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处于四面楚歌中的中国纺织品，却至今鲜有走出去的先例。更多的时候，他们直到“敌人”大棒轮起时，才开始考虑应对策略。即使在欧盟代表团风风火火赶来，其内部压力已显而易见时，对于如何利用这些“内部”的力量，接受《财经时报》采访专家，除了“团结”、“支持”这样的口号外，依然没有具体的思路。

　　溶入全球化的中国，在贸易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学会利用全球化的力量——而全球化，绝非仅仅是一个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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