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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战略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章敬平：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现在又提出“中部崛起”。您如何看待这种“国家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人认为，涌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中国，未来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边际效应也在逐步递减，您同意这种观点么？无论您是否同意，都请阐述一下理由。
仲大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断在各个地区间转移，说明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恰恰是一会儿珠三角、一会儿长三角、一会儿京津塘、一会儿“中部崛起”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政府总是在充当着扶危济困的角色，这反映了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型国家的特点，也就是“计划国家”的特点。遍观其他国家，很少有像中国这种做法的。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边际效应即使在最大时，也是以其他地区的付出为代价的。应当说革命哲学带有极大的积极进取意义。但是，当中国这头左冲右突的大象撞入世界经济的大门时，各种危机便逐渐出现。中国今天是到了要检讨和反思自己发展方法和策略的时候了，要想法制定一套更高明的发展方法。
赵诚：“国家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国家从计划向市场渐进转轨的过程中，在初始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今天应该是在更高的目标上，即以人为本的目标下，让国民享受基本相同的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全国进行财政平衡和支付转移有许多成功的办法，完全有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统一执行市场规则。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边际效应也在逐步递减，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经济的发展越摆脱粗放阶段，越需要人才和组织规范，需要社会提供优质软环境，即良好的政府公共服务。珠三角靠香港，而且先行一步，深圳起步时有不少人才南下，成就了深圳和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京津唐地带也是中国人才大量聚集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近代以来就较早与现代文明联系的较发达地区。这些条件都不可复制，而且这种非均衡的政策，对中西部和东北在实质上绝不可能大于上述地区。
“以开放促改革”面临挑战
章敬平：明年底，中国对WTO的所有承诺将全部兑现，中国经济将完全融入世界。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以开放促改革”的举动面临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寻找改革的内生力量？您的意见是什么？另外，究竟什么样的力量，才算是“改革的内生力量”？
赵诚：因为中国的转轨没有很好的理论准备，是摸着石头过河，猫论，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价值理念上终极目标不是很明确。只有用开放的办法，让外部力量进来，用事实上的效率示范，也产生了财富示范即致富，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无效的计划经济逼向绝路，逼着原来的企业改革。今天看，前2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已起了很大作用。但在现体制下，这些作用也都有递减。“重找改革内生力”，也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改革的内生力在哪？我看就在每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中国人心中。关键是能不能有一个落实宪法上保护基本权利条款、落实宪法上法定公民各项政治权利的操作途径。能不能有一个依宪治国的民主法治的操作政体。如果能达到上述目标，勤奋的中国人想过好日子的愿望就会找到合理的有效的释放。
仲大军：中国改革改到今天这个阶段已经需要慎重地谈论改革了。改革并不完全是一个褒义词，因为当一个国家所谓的改革走到了过度的程度，这种改革便意味着对本国利益是一种伤害。纵观历史，总是大改革的国家是不容易稳定的国家，因为它的制度成本太大。中国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财富争夺的欲壑是无止境的，中国要制定科学的发展目标。什么样的国家最好？那就像今天北欧的一些国家，平静和安详。那么，中国为什么存在那么多躁动和所谓的“改革内生力量”？实际上并不是物质上的需求，也不完全是贫困落后的原因，而是认识上的误区，心灵上的扭曲，是对发展的一种误解和曲解，或者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再进一步分析，所谓的“改革内生力量”不过是各个利益集团的愿望和意志。有些利益集团的愿望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中国一定要认清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对整体社会的正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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