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区时代 中部崛起会否成为非均衡战略的终结(2)

　　为什么三四年就有一个兴奋点

　　章敬平：现在谈中部崛起，之前谈东北振兴，再之前谈西部开发。这是不是平均用力，或者像官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根据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家整体发展整体提升的过程中，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战略任务，让他们拥有为中国整体发展作贡献的平等机会？如果我们把时间上溯到1980年深圳、珠海特区的建立，以及随后相继发生的海南特区和 浦东开发，就会发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家每三四年就会有一个大的兴奋点，你们认为，这些兴奋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走向？

　　仲大军：倒不能用平均用力来简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种集中发展的模式，也就是将力量集中于一点，取得突破进展和样板效应，再向周边扩展。从建立深圳特区、珠海特区到海南特区，从浦东开发到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所有这一切行为无非都是由点到面地对外开放部署和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它的第一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计划，后来是来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不平衡。 就是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中国经济此起彼伏、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但是，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又与政府的重点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这种一个点一个点的发展模式，并不一定是最佳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它总是导致一国经济此起彼伏。当广东地区发展起来后，新兴的工业制造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内陆地区。譬如，东北老工业区在一段时间里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沿海冲击的结果，也是技术力量和要素资源转移的结果。

　　赵诚：这些大事之间内在的联系，就是这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有要发展的要求，领导人要进行平衡。战略走向就是中国在经济上正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快速向现代社会转变。

　　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的政治意义

　　章敬平：今年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部崛起”的背景下，中部省份的政府智囊机构聚集安徽，研讨“中部崛起”。他们认为导致“中部塌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缺陷”。您对此作何评价？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将内外双轨制变为内外同一制，中部还能依靠中央给予特殊政策的方式赢得机会么？换言之，中央政府在统一市场的原则下，还能给予中部怎样的特殊政策？我们认为，中部崛起，可能是“一趟永远也开不到终点的末班车”，您同意我们的观点么？

　　赵诚：所谓“政策缺陷”就是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没有公平对待中部地区。新的游戏规则名为“中央政府在统一市场的原则下”，但实际上，中国现实的情况，权力配置资源仍有巨大的惯性和势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要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富地方与穷地方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如何配置合理。让各地方有权与中央进行利益交涉，但这必须在民主宪政的条件下才能有可行性，而现在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地方官员的乌纱帽都捏在上面，谁会不顾乌纱帽向上抗争？说实话，多少年来，中西部的一些能源大省享受的待遇，远不如在国际市场上的那些产油国。如果真按宪政和市场规则运作，中部也不是没希望，但现实的情况不是如此，眼下这趟“末班车”能不能开到终点不容乐观。

　　仲大军：所谓“中部塌陷”，这个词更多地是一个官员术语，是官员们从政绩角度看问题时对现状的描述。地区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然而，我们的官员的行政级别却是全国统一。“中部塌陷”说穿了是地方官员经济实力的差距，物质权力的差异。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经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人们是会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去处。如果放开管制，一任市场和劳动者选择，中国肯定会出现一时间的地区“落差”，这种落差是难以靠政策优惠去消除的。但在完全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经过调整，各个地区的差异又会趋于缩小。自由流动的最后结局是基本平衡。官员们要认清大形势，不要总是制造出那么多的焦点和热点来。无为而治，或许比大有作为好得多。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地区差异这些客观条件是不可更改的。

　　章敬平：振兴东北的口号已经喊了两年。回头看，中央究竟给了东北什么有利的发展条件？东北有没有显示出什么样的振兴迹象？有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中部崛起”，还是“振兴东北”，都只是修复断裂社会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政策兴奋点，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请问你们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仲大军：振兴东北口号的提出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心理上的强心针和精神鼓舞，其次是在具体工作上的影响。无论是从精神到物质，东北地区在这一口号下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振兴。东北地区的落后不仅是一种制度上和体制上包括思想上的落后，实际上更存在着经济上即物质条件上的落后。在振兴东北口号的带动下，通过转变思想，东北地区在近两年里有了很大起色。在这种意义上，中央给予东北地区的，更多的是一种软件资源，当然也包括一定数量的硬件资源。

　　在这里人们要认清发展的两种内涵，即精神的发展和物质的发展，并且，精神可以变物质。没有政治上的举措，便没有经济上的反应。东北的事情主要靠东北人自己去解决，只要中央在国家层面上给予东北一定待遇，东北的振兴完全由东北自己来掌握。但中央和谐发展和均衡发展目标的提出，无疑给东北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赵诚：关于“振兴东北”，只知道中央给了一笔钱，可能有千把亿，另外让资源枯竭的一些城市，建立新的产业。我承认，上面说的有道理，这些口号、政策，只反映了中央领导意识到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他们有希望全国能共同发展的意愿。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是要真正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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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洋务运动的阴影 中国观念层次的对外开放

　　最后的中部 开发梦解冻

　　中部崛起 没有终点的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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