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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体制，还是反思自己
有专家认为，杨维平和乔俊峰、卫华诚的矛盾是国有企业的体制矛盾。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的崔勇博士认为，职业经理人和国企体制天生就有矛盾。国企的人事任免权、薪酬制度等，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在我国，职业经理人进入国企很多是由于人际关系，杨的任免
也是属于此类。
人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是导致外来职业经理人纷纷折翼的原因。但是，将问题仅仅归咎于体制原因，未免有些武断和简单化了。在一个长期形成并在短期无望改变的体制下，单纯的指责对问题的解决毫无裨益。
理性地看待问题的另一面，也许对职业经理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实现理想更有助益。杨维平与所有在国有企业实践失败的职业经理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心态问题。
当职业经理人在外企或是民企就职的时候，往往对自己分内的职责十分清楚。老板是老板，经理是经理，老板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而经理人只有决策建议权和执行决策的权力，这样也就避免了一些权力争夺上的矛盾。而在国企当中，只有领导而没有老板，董事长以领导的身份独揽大权，董事会并不是决策的中心。当人人都想当领导，董事会形同虚设的时候，权力的争夺也就难免出现。
然而，杨维平进入国企之后，并没有以一个打工者的心态去当执行者，而是充当了一个夺权者的角色，并按照他的设计在双鹤药业推行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曾在外企供职的职业经理人，在进入国企之后往往具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看不起原来国企的一些干部，而这样的心态往往是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源。
双鹤药业一位人士这样对《董事会》杂志说：“杨维平完全按照外企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双鹤。原来乔的嫡系，走的是国有企业渐进式改革之路，而杨却是激进式的改革。在他看来，原来的国企干部都是垃圾。”
国有企业的体制不是在一天两天内形成的，它有其内在的逻辑。国有企业说是国有的、全民所有的，但事实却为一小部分人所控制。他们是代理人，却履行着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双重角色。有分析认为，卫华诚和乔俊峰的理念根本上是一致的，包括对董事长职权范围的理解、对党管干部的理解。而在现行体制之下，乔与杨的矛盾延续到卫与杨的矛盾是一种必然。
引入职业经理人，名义上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实质上，党选择的干部既是所有者的代表，同时又是经营上的实际控制人，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所改变，所以单纯地指摘体制毫无意义。况且，所有者决定一切也符合公司治理的逻辑，职业经理人绝不能喧宾夺主，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的国有企业固有的体制问题。什么样的所有权关系就决定什么样的体制，所有权决定一切资本的逻辑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是适用的。
总之，外来职业经理人要想在国企生存，必须适应国企的改革，调整自己的行事规则，这是在国企改革中实现自我理想的现实途径。
(《董事会》杂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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