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回应诘难之一：关于“全民炒股”
诘难：
《证券市场周刊》：“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家庭资产证券化达到了57%，而且近年来散户化的趋势很明显，与美国相比，中国人炒股只能是刚刚上路。”(10)
韩志国：“截止到2000年12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即使以5801万户计算，也仅占我国总人口的4.6%，与美国投资者人数占总人口的25%左右相比还相距甚远。其次，‘全民炒股’是形成社会化投资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目前的投资体系中，社会投资仍然偏低，因此，投资者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第三，‘全民炒股’是培养人民群众金融意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的培育是改革深化与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第四，‘全民炒股’是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并且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第五，‘全民炒股’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实践。‘全民炒股’也是改革深化与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11)“可以试想一下，没有全民参与，国企解困的钱从哪里来。”(12)
董辅礽：“关于全民炒股，不知大家怎么看，我认为是好事。中国证券市场要发展，谁来投资？在机构投资者不多的情况下，就需要许多老百姓参与股市投资。我觉得现在还全民得不够，不算重复开户的才5800多万，而且真正的投资者还仅局限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很少，农民就更不炒股了。将来如果中小城市的人都有钱了，而且炒股容易了，更多地参与到证券市场，我们的证券市场肯定会有大的发展。”(13)
萧灼基：“如果肯定资本市场的作用，除法律和政策规定的不能参加股市活动的人之外，我们就要为越来越多的人‘炒股’叫好。”(14)
吴晓求[微博]：“全民炒股是正常行为，但我从不用‘炒’这个字，应当称作买卖。”(15)“全民皆股容易引起决策层的反感，因为如果证券市场不创造财富，全民都在里面干什么呀。决策层显然要出台措施限制它。这是具有煽动性、干扰性的用词。”(16)
“全民炒股”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2000年12月30日，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录制现场，一位观众问：“咱们国家现在全民炒股这种情况对国民生活将会带来什么影响？”我当时并没有掂量他所用的“全民”一词在数量上是否准确，因为“全民经商”、“全民打麻将”、“全民炒股”一类说法早已成为街谈巷议、甚至报刊书藉中的常用语，无非是用以形容参加人数之多。我只是针对在中国把买卖股票一概称为“炒股”这种现象说出了自己的感想。我的回答是：“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讲的就不是投资了，我看是不正常的。”
我们都知道，入市者有“做长线”和“做短线”之分。所谓“炒股”，是指在短时期(在我国一般是指6个月以内)反复买卖股票，以便赚取差价。由此派生出另外一个词，叫做“炒作”，就是通过频繁的买卖，达到拉升股价的目的(17)。对于把一切投资于股票的活动都叫做“炒股”，我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例如我在2000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记者谈话时就讲过，“买卖股票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应笼统称作‘炒股’。中国凡是买股票都叫做炒股票，外国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炒’股票？‘炒’是‘抢帽子’——抢价格的帽子。这意味着整个股票市场基本上成了一个投机场所，是搞炒作的。”(18)当然一件事情怎么叫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不赞成把一切股票买卖都化为“炒作”，是因为如果没有投资活动与之并行，单纯的炒作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如果大家都只是搞炒买炒卖，即使把股票价格“炒”上去了，入市者赢得的也只是纸上钱财；当热炒出来的气泡破灭时，多数人又会落得一场空，只有少数能够在崩盘前逃脱的炒家，才能靠套住别人发一笔横财。当然，炒家可以炒作变化无穷的“概念”，诸如炒作“利好政策”，炒作“高科技板块”，炒作“网络股”，炒作“重组题材”等等，促成股价飚升，用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实现“圈钱”的目标。但是，这于投资者的兴业发家和民族的富强康乐并无帮助。(19)
用美国投资于股票的人数众多来证明中国炒股的人数并不多，有一个把买股票与炒股票混为一谈的概念混淆问题。谁都知道，美国股票持有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可是，十分清楚的是，在美国，股票持有者大多数是所谓“做长线”的长期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就是这种投资理念的代表)，而只有少数是“做短线”的“炒股者”。一个股市上“炒股者”所占的比例可以从股票的换手率(turnover rate)反映出来。20世纪90年代美国纽约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约在20%-50%之间，即股票2-5年转手一次(20)。这就是说，绝大部分人是持有两年以上的投资者。即使到了格林斯潘所谓出现了“非理性狂燥”的1999年，也只有78%，即1.28年换手一次，也还是做一年以上“长线”的人占多数(21)。而2000年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是499.10%和503.85%，即上市流通的每一张股票平均每年要转手5次以上，停留在每位购股人手中的平均时间不超过两个半月。
如果说有些先生用购股人数的多少来对我进行批评带有偷换概念的性质，另一些先生对“全民炒股”的维护，倒是具有实质含义的。早在1993-1994年关于股市是否“低迷”和政府应不应当托市的争论中，作为“正方”主要代表的萧灼基先生就曾明白无误地以“短期炒作”和“投机炒作”的保护者自居，坚定地反对管理当局“引导短期炒作转化为长期投资”的努力(22)。由此来理解萧先生为什么“为越来越多的人‘炒股’叫好”，就更为清楚了。
注：(10)《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载《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月20日。
(11)《“全民炒股”正常不正常？》，载《中国青年报》2月4日。
(12)《韩志国访谈：如果吴老赢得论战 将是股市一场灾难》，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12日。
(13)《五位经济学家质疑吴敬琏 股市“托”声骤起》，载《财经时报》2001年2月13日。
(14)萧灼基《对我国资本市场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载《中国证券报》2001年2月12日。
(15)《吴晓求访谈：“赌场论”是情绪化的说法》，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12日。
(16)《五位经济学家质疑吴敬琏 股市“托”声骤起》，载《财经时报》2001年2月13日。
(17)看来董辅礽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炒股”一词的。他在为韩志国先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也即通常说的炒买炒卖。”(见董辅礽《像对待新生婴儿那样爱护证券市场——序〈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载《中国证券报》2001年2月12日)。
(18)吴敬琏《质疑“炒”股票》，见本书第168页。
(19)参见吴敬琏《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见本书第172页。
(20)陆向谦、李夏《不要用行政手段干预股票市场》，见本书第260页。
(21)R.J.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非理性的狂燥》),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中国股市：困境与出路——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教授访谈录》，载《首都经济》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