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复活障碍

　　在采访之前,笔者曾经分成问题论、优势论、方法论等几个部分草拟了一份话题大纲。但是采访过后，才发现现实情况出乎人的意料。比如体制问题，有人强调体制不解决，企业要长远发展，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有人却认为“体制不是问题”。持后一种观点的占大多数。再如“黔酒优势”，包括一些技术高层也没能说出个道道来。有人说黔酒优势在酱香 型酒上，有人说酿酒环境、历史是优势；而有人却认为环境是“自然资源”，它只有在有序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发挥作用；更有人语惊四座，认为黔酒优势已“丧失殆尽”，原有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正如茅台镇一位老板所言：要寻找出路先要搞清问题在哪，即患的是何种病，才能开出处方。黔酒到底面临哪些难题？哪些是带有共性的？哪些是“有法可医”的？为了尊重谈话者，文中隐去了部分老板的姓名。

　　1、“市场不公平”关于“公平”，经济学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在特定的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的；第二种、机会均等是公平的；第三种、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公平来自“认同”，企业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员工的“认同感”。本文所指“市场的不公平”，实质是“机会不均等”，与企业文化、经营无关。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税收上。可以肯定，这是黔酒90%以上老板得出的结论，税收的不公平，是导致黔酒多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大国有酒厂与茅台镇众多民营酒厂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市场不公平”首先来自贵州与其他地区在纳税比例上的不公平。拿四川作比较，同样是当地财政支柱。但贵州对白酒的依赖度远胜四川。在工业水平欠发达的贵州，酿酒工业成为当地财政收入唯一的重要来源。因此，作为牵涉到贵州省及各州、市经济命脉的白酒业，在纳税比例上高于包括四川在内的全国平均水平。平均在26%以上，最高的占到销售收入的40%以上(据记者调查，加上新税制实施后增加的0.5元/斤的消费税，最高税率在43%左右)。面对这种“不公平”，难怪有人不客气地指出，那些“白酒强省”如果按贵州这个标准严格纳税，80%的酒厂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走向衰亡。第二个不公平之处在于：同样是贵州的酒厂，国有与民营在税收上“未能一碗水端平”。国有老板们称：我们卖一个亿，要缴4000多万元的税；而在一些税收制度不严密的民营酒厂。它卖几个亿也仅缴几百万元的税。对此，官方的解释是：“税收的不公平问题，跑、冒、滴、漏现象一直较为明显。这使得贵州省内企业之间，省内与省外酒厂之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解决此问题的主体不是企业，是当地政府，但要一碗水端平，“加强税收征管，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各地酒厂都与“当地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不是孤立存在的。对此，政府部门不能不顾及。”这位官员解释说，对某些非国有酒厂，政府确实从“招商引资”意义上给了它们一定的优惠政策。它们在享受这些政策时，就没有严格地按国家税收标准执行。显然，官方的说法有点牵强附会。既然“各地酒厂都与地方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难道只有国有酒厂有责任、有义务纳税，为地方经济作贡献，而非国有酒厂就可“网开一面”？再者，“招商引资”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这些“引进来”的投资者没有为地方财政作贡献，而是把赚来的钱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种“引资”还有何实际意义？相反，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存在了十几年、几十年的酒厂则面临“双重”(税收)压力。2、麻烦制造者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麻烦。针对茅台镇酒业秩序亟待改善的状况，不久前，仁怀当地政府出台了这样一份文件(仁府发〈2002〉27号)：仁怀本土酒厂不允许在外地(仁怀市外)设立分支机构(办分厂等)。国家工商法规规定，到企业注册地以外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此政策本意是为了保护当地酒厂不致受到大量“异地茅台特产”的冲击，同时保护茅台镇的地域品牌价值，但此做法无异于“因噎废食”。针对这些现象，应该靠市场和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当市场“失灵”、行政“瘫痪”时，就得依靠经济学上的“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的调节。比如，侵犯(茅台镇酒厂的)知识产权、打(茅台镇的)擦边球，它钻的是法律的空子，市场和行政手段就失灵了，只有靠道德力量进行调节。很显然，仁怀当地政府的做法，悖离了上述原则和规律。老板们赞同“不允许在外地设分厂”，这可以避免外地酒厂钻茅台镇的空子；但不允许设立销售分支机构则让人无法接受。不设立销售分支机构，酒如何卖出去？经销商还会不会与我们合作？一旦错过了销售旺季，酒厂全年的销售计划如何完成？难怪有人说“我们是受苦受难受剥削”。就在记者即将发稿时，仁怀几家酒厂老板来电告知“今天(5月20日)的会，(官员们)全部是乱讲一气。”有位老板还在电话里急不可耐地向记者讲了会议的几个议题。“今天的会，仁怀市最大的官-----市长，还有经贸局局长、工商局副局长、技监局局长、国税局副局长、地税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和茅台镇官员全部到场。但400家酒厂只到了62家。”为什么？“对大会不满、不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大会)不公平，没有任何意义。”不公之处何在？作为会议的议题之一---------“贵州省仁怀市酿酒工业协会”成立大会，“理事、常务理事早就内定了。省掉了选举程序。”更为荒唐的是，在这堆“发传真要发2小时”的文件资料中，“多处贬低川酒”。这位学法律的老板指出，“从保护茅台镇本土酒厂利益的角度看，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从行业规范管理的角度看，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当记者问到“与会老板对此会议持何态度”时。这位老板说，“有的无可奈何，有的则表现得很麻木。”是啊，对于那些无背景、无关系，“幸福与不幸各自消受”的企业而言，突然发生此等几乎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无异于“当头一棒”。“麻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麻烦的制造者，好心办了坏事。其实，要避免外地酒厂打茅台镇的擦边球，只要规定不允许设立生产性分支机构即可。上述规定容易让人想起一个不太好听的名词：地方保护。为了减少税收流失，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吗？当然，这不能责难他们。地方要发展经济，哪还顾得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合理分配。这应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各顾各，自由竟争，多好！于是有人说，政府支持不到位。“离开政府的扶持，川酒试试看。”言下之意，如果不是官方的保护、支持，川酒老大的地位将岌岌可危。“白酒大王每年产量10多万吨，原生品牌只有5000、6000吨，它纳完税了吗？”它一旦出现闪失，就不仅仅是地方经济受损，“同时还会株连股票市场。官方不仅不会让它有闪失，更不会让它在股票市场受到任何损害。”况且，川酒整体实力领先是因为它“总量大”。鄢文松说，“这几年川酒总产量达到120万吨，‘六朵金花’仅占20多万吨，还有上百万吨是大量地方中小酒厂生产的。”

　　3、营销成本居高不下由于地缘不利，(如：青酒地处偏远的青溪小镇、贵州醇远在兴义市，从贵阳到两地，车程就在8小时以上，且一半路程是坡陡弯急的盘山公路。只有鸭溪、董酒算是处在中心城市)身处高原地带的黔酒企业普遍面临产品成本的居高不下。运输成本、原辅料成本等的累加，使得黔酒产品成本高于全国其他产酒省份。有人将此归纳为“先天不足”。这对于尚在发展中的酒厂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对于名酒厂来说，产品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谁不知道白酒成本价值几何？在高价时期，只要卖到15---20元/瓶，酒厂都不会亏本。这个道理谁不懂？如果把产品成本等同于营销成本，你就会得出上述结论。先要搞清成本高在哪里？不是产品本身，也不是运输环节，而是高在营销环节上。白酒的“三高一低”(高促销、高价格、高利润、低成本)众所周知。“无序的竞争使得市场投入加剧，才使得成本居高不下”。鄢文松说：“几年前，白酒上完税，还存在高利。”品牌不值钱，就得高投入，成本当然降不下来。“这与产品成本无关”。刘耕乐称：“运输成本不是问题，用不了五年，贵州的交通状况就会得到彻底改变”。但他认为产品成本高也是事实，在贵州，“五斤原料出一斤酒，而且窖藏周期长。”

　　4、管理机制“失灵”我们看到，从政府到企业经营决策者，“体制”之争持续了几十年；我们也看到，各地国有大酒厂从南到北，大面积的“改制”早在数年前就开始了。比如四川、江苏乃至贵州等地。在贵州，“体制”之争分成两派：一派认为“黔酒复兴”第一关是“体制整合”。体制不健全，品牌整合形同“无本之木”，从而无法实现黔酒的再次腾飞。但同样是国有体制，刘耕乐认为“四川与贵州不一样。四川这方面的情况比贵州要好得多。”另一派的观点是：“体制”不是问题。只有管理机制的优劣之分，不存在“体制”好坏之别。鄢文松说：“我的体制是最老的，但我干得最活。从体制上找出路，永远也找不到出路。方向、思路都搞错了。”仔细分析一下近年来“改制”的大酒厂，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企业日子难过的情况下搞的。市场表现好的时候，日子过得红火的时候，怎么没听说存在“体制障碍”？体制羁绊都是企业效益好的时候，“一不留神”遗留的问题和纰漏。“体制”也许是一种“托词”。企业在找不到更好出路的情况下，往往就想到了最后一招：改制。改制不是灵丹妙.药。我们看到，有多少酒厂改制之后仍然举步维艰？于是有人制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改制不彻底”。如果总是认为企业是政府的，不管哪种体制都搞不好。为什么不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你是代表一级政府在经营管理企业，“只要合法，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还有哪级政府在管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有些企业，越救越难活，为何不让其破产？〈〈破产法〉〉应该发挥作用。看来还是“意识形态”上出了毛病。贵州轻工科研所负责人、《酿酒科技》总编黄平说，“观念、意识是最难解决、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有人提出“观念要整合”。观念革新，万两黄金。观念变革应达到什么效果？首先是树立“团队精神”。Team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新潮词语。一个团队在企业发展中起什么作用？旗帜作用！“不改制活不了多久，改制之后，也许可以多活几年。”。鄢文松说，“认为体制不好的，都是缺少开发、创新能力的。体制根本不是问题，在企业发展中起作用的是管理机制”。与其说体制阻碍了发展，不如说是“机制老化与失灵”。管理机制谐调与否，与什么有关？与企业当家人有没有关系？！应该是有关系的！宗庆后与娃哈哈、王国春与五粮液、李桂荣与青岛啤酒、王佳芬与光明乳业、宁高宁与华润啤酒等等，这些市场领袖多多少少打上了它们领导人的烙印。不容置疑，企业的个性与企业家的性格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换言之，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存在什么样的“管理机制”。笔者有个座右铭------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与你的定位有关；同样，成为一个怎样的老板，与你的定位有关。

谁有话语权? -- 酒都"话语权"复活?(序)

谁有话语权? -- 酒都"话语权"复活?(一)

谁有话语权? -- 酒都"话语权"复活?(二)

谁有话语权? -- 酒都"话语权"复活?(三)

谁有话语权? -- 酒都"话语权"复活?(四)

谁有话语权? -- 酒都"话语权"复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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