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烟叶保险探索农险第三条道路

　　当前农业保险领域较为成功的两种模式很难复制，中国农业险仍待“破冰”

　　■本报记者 张帆

　　禽流感来袭，当大批饲养家禽被扑杀，当政府拿出大笔资金进行补贴，当养殖户哀怨疫情带来的重大损失时，农业保险再度被尴尬地提及。

　　资料显示，作为农业大国，２００４年之前我国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这两家公司农业险的总体简单赔付率分别高达８７%和７３%。由于长年亏损、业务萎缩，农业险险种已从６０多个下降到３０个以下。

　　就在这种背景下，在重庆平均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的山区，一次针对烟叶种植的农业保险“实验”正在悄悄地进行。

　　而这次“实验”的总策划——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林涌称，他们所走的是不同于现有农业保险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两种难以复制的成功模式

　　林涌所指的农业险前两条路径，是当前看来做得较为成功的两个范本，包括：上海的“政府强力补贴”模式，以及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位于新疆总部的“兵团”模式。

　　２００４年９月，中国第一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开业被称作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破冰之举。作为探索建立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一个试点，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采取的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事实上，２００３年，上海已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１０００万元，约占上海农业险、农村建房险总保费的２５%。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出台农业保险实施办法，根据规定，上海市郊农民在养殖业及蔬菜、水稻等种植业方面投保，可获得政府部门２５%至４５%的保险费补贴。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１９８６年成立的时候叫“新疆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兵团内部的种植业、养殖业提供相应的农业保险，在农业保险领域有着不俗表现。目前全国农业保险收入的５０%都在中华保险的新疆总部，每年有３个亿。

　　然而，对两者进行分析，上海模式的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在资金和政策上同时给予扶持。可是在其他地方，政府显然很难有上海市这样的经济实力。

　　中华联合在新疆采取的则是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共保的模式，通过兵团行政命令强制保险，其模式在全国也无法复制。

　　在两者之外，一些新的尝试也在进行中。目前，保监会在吉林、黑龙江也分别批设了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在江苏、四川、辽宁等省，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开展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此外，还引进具有长期经营农业保险经验的外资公司参与试点。

　　但是显然，人们所期望的美好效果并没有完全显现。

　　欧洲最大的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去年来华，然而公开的信息显示，其今年１－７月全部保费收入仅７７．７万元。业内人士称，其后盾实力再雄厚，这样的业绩也很难让其长久维系。

　　林涌说，加强农业保险在中国已经提了多年，尤其是近两年来，随着“三农”问题日益得到重视，农业保险更加被关注。但实际上，如何将之引入正轨，并未破冰。各家保险公司要么强调向政府要补贴，要么还混迹于“大农险”还是“小农险”的争议中没能跳出。其根本思路还没有理清。

　　那么，中华联合重庆分公司所走的“第三条道路”是否跳出了现有的思维范式，它又是怎样一条道路呢？

　　重庆烟保实验

　　１１月中旬，当记者赶赴重庆，这里的烟叶收购已基本上结束，蒙蒙细雨中，田里只剩下高高的烟杆。

　　重庆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确认的优质烟生产基地，位居全国前茅。当地的烟区主要分布在海拔８００－１２００米的大巴山和三峡库区，涉及１７个区市县，６５万亩烟田，烟农１００多万人，每年烟农收入８亿元，上交财税２亿元，烟草种植甚至是一些县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然而，烟草产区也都是贫困地区，烟农收入不高，每年自然灾害不断。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李恩华对记者分析说，每年重庆市烟田受灾面积约占总面积的２－７%，这一比例在全市范围看并不大，然而，对受灾烟农来说却是毁灭性打击。与之相比，烟草企业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华联合找到了介入的最佳机会。

　　２００３年７月，重庆分公司市场拓展部开始与重庆烟叶公司就烟叶种植保险问题进行接洽。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双方正式签订了《烟叶种植保险协议》，６月１日协议正式启动，烟叶种植保险进入承保期。

　　林涌说，以前有的保险公司也零星做过烟叶保险的工作，但都以一区一县范围展开，最终都赔钱了。而此次中华联合为重庆市烟叶生产购销公司办理了重庆辖区内所有烟叶种植地的烟叶种植成本保险，这是一笔大单——承保总面积为６５万亩，统保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风险，而成为此次合作的前提。

　　李恩华说，农业保险风险大，如果完全让保险公司来承担，没有一家敢做。今年双方针对农业自然灾害特点，确定了以下三方面的赔款思路：首先，确定小的自然灾害不赔，每亩损失在１００元内的不赔。其次，确定了最高赔付额度，１亩最高４００元，是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状况与烟田的投入成本确定，以让农民得以维持基本生活和再生产为目的。当地种植玉米或者洋芋，每亩的收入也大致在４００元左右。第三，对赔付额度总量限制，最多在１２００万元。

　　而林涌也表示，因为第一年是尝试，按照保费８００万元计，他们做了拿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万元进行赔偿的预期。按保险法则，不一定每个县的保费都能回去，但重灾区却能得到补偿。

　　此外，此次烟叶保险与以往让农民一家一户投保最大的不同在于，被保险人是重庆烟叶公司，保费由公司来承担，农民一分钱不用掏，发生灾害后，保险公司向烟叶公司理赔，烟叶公司再对农民进行补偿。

　　李恩华称，这样做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农民与保险公司无合同关系，保险公司对烟叶公司进行赔偿，烟叶公司再给农民补贴，钱基本上还是那么多，但以补贴的形式出现，是为农民做好事，多或少农民不会有法律争议。如果是以农民为被保险人，让农民交哪怕１０元钱的保费，如果评估不到位，都会产生很大争议。

　　据了解，过去重庆烟草公司每年也会拿出为数不少的资金对受灾烟农进行补贴，那它为什么要把这笔钱去交保险费而不再直接补贴呢？

　　李恩华解释说，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过去给补贴是在系统内部进行划拨，灾害发生后，系统内部报损，数字水分含量极高，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有保险公司介入后，其作为第三方主体，能比较客观地确定损失。其次，这笔补贴费用用作保费，可以计入公司的成本，理赔金去补贴农民也更加名正言顺。他更解释说，这笔赔偿金，公司保证专款专用，落实到地方，对每家农户的损失情况与补贴额张榜公布，群众监督，保证其公开、公平、公正地补贴给受灾的农户。

　　林涌说，这就是我们推行的“保险公司＋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保险公司与农业龙头企业签订保险合同，而广大农户受益。这样做，有效解决了农业保险直接面向农民存在的保险标的小，分布广，勘查难，理赔难，保险公司运作成本过高而难以承保的问题。公司对公司，双方站在大数平衡的基础上，更容易合作，管理成本也得到很大的降低。

　　今年是烟叶保险的第一年，但进入７月以来，暴风、暴雨及冰雹等灾害事故就不断发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２０年难遇的特大灾害。特别是７月中旬和８月初重庆市的万州、巫山、巫溪、

奉节、彭水、黔江等地两次大面积灾害，报灾面积近８万亩。涉及到１２０个乡镇，４５０个村组和１５０００户烟农。

　　中华保险立刻组织了近８０人次的查勘估损队伍，分赴各地进行查勘估损。当时参与勘查工作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承保烟叶都种植在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山上，经过之地最高海拔达２１００多米，山势险峻、荆棘丛生。查勘车只能开到山脚下，然后就只能沿着羊肠小道往山顶爬。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只能拔开灌木，开辟一条路。而有的路段外面就是万丈深谷，时常从山下走到山上要四五个小时。而他们感受最深的是遭灾后的烟农，由于烟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当烟田受损后，损失最大的是当地烟农，他们只能靠种点玉米和土豆维持生活，可有的甚至连玉米田也被毁了，烟农的情绪相当激动。查勘人员的到来是对烟农很大的安慰，一方面看到有人来勘验自己的受灾情况，另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随同的技术员还帮助其自救，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烟农们从最初的不理解到认识，最后还积极配合保险人员工作。一位工作人员说，有人担心提供保险后，农民会有道德风险，而我们实际到现场去看过后，发现我们的农民真的是很朴实，也很可怜。

　　距重庆市三个多小时车程的武隆县是烟草种植大县，当地烟草公司副经理陈昌权对记者说，烟叶种植劳动量大，风险高，同时又属于国家控制的物资，定量定价，虽然每年的收入有预期，但是相比其他产业，收入偏低。像农副产品从前年１１月以来涨价很快，到今年一些单项产品涨了５０%，一般也涨了３０%，但烟叶只涨了１０%，经济稍发达的地区不会选择种烟。介于烟农风险大，公司以前采取过政府补贴与本县保险公司保险，如一亩地政府出５到１０元，保额为１００元，但从２００３年起政府不给保了。武隆虽然在烟叶种植上相对较好，但种烟的农民与种烟面积仍连年下滑，仅有３９万人口的武隆，就有８万精壮劳力外出打工。公司只能采用技术措施提高单产水平，同时在政策上适当提高补贴。农户受灾公司也会送点钱或者大米，而今年有了烟叶保险，一发生灾害就有保险公司的人员前来查勘，农民也知道过后会有补贴，所以心里很安慰，种烟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不少外出打工的也都回来表示要种烟。

　　“第三条道路”的复制前景

　　中华联合重庆分公司“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各方反应如何，这种模式又能否被有效复制呢？

　　李恩华说，烟叶保险有其特殊性，毕竟烟草公司属于国家垄断企业，购销渠道比较固定单一，而且烟草公司的经济实力也有保障。而这种模式要向其他产业推广，必须有基地化程度比较高的龙头公司。否则，公司替农民投保，而不能保证农民的产品卖给自己，这就难以体现其保险的意义。他对这种模式向其他行业推广表示担心，但他提出，政府应该把农业补贴转化，把救灾款变成保险。对此，业内人士表示了相同的观点，民间有个说法“财政支农２０００亿，农民受益毛毛雨”，这说明政府支农不是没有钱，但是机制不行，成本太高，体现不到农民的身上。

　　但林涌却比较有信心，作为重庆分公司的总经理，他看到重庆市委市政府近年来提出的

农业产业化目标正是瞄准了“公司＋农户”规模化经营。他对记者说，重庆市将推出若干个农业种养大工程，给我们提供了复制模式的基础。他还透露，在今年的烟叶保险较为成功的进行后，已经有其他区县与其探讨诸如花卉、苗圃、生猪等农业保险的可行性。他们正在探索将农险险种由单一的烟叶保险向其他农业产业辐射，以形成独特的、系统的，适合不同农业产业的多个优质农业保险险种。

　　这次烟保实验也让中华联合重庆分公司更加认识到了农业保险的难度，首先是农业保险在立法、组织形式诸方面还缺乏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即使搞起来，要保证农业保险制度的稳定还缺少从财政组织、业务监督等方面的法律保障。其次是经营难度也相当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灾害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农业保险损失率测定困难。二是灾后经济损失的评定难。三是业务管理难，特别是农村交通不便，保险标的分散，商品率低，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不便于防灾防损和查勘理赔。

　　这次实验也是中华联合重庆分公司与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共同进行的课题。参与该课题的黄英君博士评价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农业面临着日趋多元化的风险，自然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等各种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农业风险管理日益为世界各国人们所接受，各种创新亦是层出不穷。但在农业风险多元化的形势下，农业保险无疑是至为重要的农业风险管理手段，也是符合ＷＴＯ相关规定的重要方式。尽管这次中华保险的烟叶保险试点，机制设计相对简单，保的仅仅是自然风险，但却比较实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困扰农业保险多年经营的“瓶颈”问题——保费的收取问题，即由烟草公司统一买单。同时，把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而且这种做法也符合保险的基本原则——“大数法则”，即风险的分散在整个重庆地区得以解决，这也是避免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问题的根本因素。这不能不说是农业保险在我国的一个大胆尝试。

　　这次烟叶保险实验也让保险公司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须得到地方公司与政府的大力配合。林涌说，烟草公司在地方上有一支数量庞大的技术人员队伍，平均３００亩就有一个技术人员，有４０００人左右。我们的查勘工作是在他们查勘的基础上完成的。烟叶公司采取普查的方式做出受灾数据统计，我们再从中进行抽查，如果我们去做普查，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同时，我们的查勘人员到地方去，是由乡镇技术人员带领到烟田去，否则我们根本都找不到路。

　　因此，农业保险确非保险公司独木所能支。林涌说，我们也呼吁政府支持，但这种支持不一定非要是资金上的支持，很多是道义上或者实际帮助上的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加大对当地农业企业投保的宣传力度等。

　　与此同时，林涌还看到了农业保险背后的外溢效应。

　　他说，目前的财产保险公司基本上成了车险公司，车辆保险占了总业务的６０%以上。各家公司业务雷同，没有自己的特色，只好在相同的层面竞争，打无序的价格战。而中华联合就是靠农业险起家，与其他财险公司相比，还相对具备自己的特色。而有特色就有生命力，就具备了在竞争中胜出的能力，未来的财险必定还是要走品牌与服务竞争的道路。

　　事实上，在与烟叶公司合作承保烟叶保险之时，重庆分公司就做出了通过烟叶种植保险拓展烟草系统其它业务的部署。而在烟叶保险过程中，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与周到服务也感动了地方烟草公司，甚至有地方提出了“烟草公司要向‘中华’学习”的口号。目前已有基层烟草公司的部分业务向重庆分公司倾斜，先后投保了公路货运险、企业财产保险和

机动车辆保险，实收保费２００余万元，通过烟草种植保险达成其它业务的合作已经出现了良好的开端。

　　记者在重庆采访结束时获悉，重庆烟叶公司与中华联合重庆分公司已经就最终赔偿额达成协议，总额为６６０万元。

　　林涌对这一数字评价说，这基本上是不挣不赔。因为是头一年，先期的投入很大，而事实上农业保险没有若干年的积累也很难言挣钱，试办农业保险更多的是在书写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