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监管改革必须是按照中国现实来设计

　　由中国金融学会、金融时报社联合主办的“2007中国金融论坛”于12月25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科学发展观：中国金融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本次论坛。以下为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的精彩演讲内容。

　　李若谷：谢谢主持人，也感谢金融论坛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同时，也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回到人民银行主持的金融学会和金融论坛，总是有一些亲切、温馨的感觉，有一点回家的感觉。毕竟，在人民银行待了很多年。到进出口银行工作，和人民银行的工作完全不同，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微观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这次论坛的题目就是“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金融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那么，怎样能够确保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能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实现金融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讲金融创新和监管创新的问题。

　　那么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灵魂和不竭的动力和力量。从货币的产生到金融衍生品的层出不穷，每一次金融创新对金融界金融的发展创造了跨越式前进的机会。因此，面对我们现在全世界、全球和中国都是金融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形势。那么怎么样能够让金融创新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方说明年中央要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那么对于银行业来说，如果靠信贷扩张来支持经济，就遇到了一个大的阻力。如果没有创新的话，银行的生存、经济的发展都会遇到瓶颈。

　　我个人以为，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实际上在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区间内。原因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所有的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今年全部盈利，没有亏损的企业。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相对快速、平稳发展的时期呢？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结论，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需要我们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

　　如果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平稳的发展时期，那么又需要我控制通货膨胀，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怎么去支持经济的发展呢？如果没有创新是不行的。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为什么要创新。

　　第二点，中国的银行业，刚才楼继伟同志已经讲过了，主要是三家银行经过了股改以后，实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包括交行这工、中、建、交4家银行的改革、上市，应该说取得了最起码是初步阶段的成功。但是他们的竞争力怎么样呢？如果按照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平均盈利能力是23.4%，而中国进入这三家银行平均盈利能力只有18.3%，这与平均盈利能力差5个百分点。因此，要加快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要大力地发展创新业务，增加盈利能力。我后面还要讲次级债怎么创新呢？虽然出了问题，但是次级债同样创新。就是说如果不去大力发展创新业务、创新产品，你就不能在这么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

　　第三点，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金融业必须创新。生产力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一个分子，它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那么金融业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来创造能够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这也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金融业不断地去创新。因此，中国的金融界要实现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从宏观面上讲要推行金融的理论、理念、政策、体制、监管以及金融文化的创新。那么从微观上要产品、银行的内部管理等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

　　那么金融创新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刚才我讲次级债实际上是创新，后来出了问题。金融创新一定要有相对宽松的环境，金融产品的准入要比较宽松，允许失败，允许出现问题，同时允许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改革、完善，再重新发展，不能一棍子打死，所以允许失败。因为金融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一样，千百次试验，可能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科学技术。也许需要无数次的实践，才能创造出一个比较完善地金融产品。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监管的创新。监管是金融发展的一种保障，科学有效地监管是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金融监管如果搞不好，可能是抑制金融发展的因素。

　　我个人以为，我们现在中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那么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现在实际上金融业的发展已经日益地膨胀，那么现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体制有一些不适应现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不仅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也都是在形成一种综合经营、混业经营的形式。如果监管还是坚守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是不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对于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有利？这需要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的监管体制，大部分是从计划经济发展过来的，我自己在银行工作很多年，我个人也有体会。银行的行政手段比较多一点，市场手段相对不健全、不完善一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发展一个适合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金融发展需要的监管体制。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这样一种监管体制，到目前为止需要发展这样一个监管体制。

　　我记得86年、8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搞巴塞尔经济研究，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巴塞尔协议了，经过了大概20年的时间了。那么巴塞尔协议这个东西，是不是完全中国的金融发展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呢？我个人的观点，始终我觉得是不太合适，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发展，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过去的经验，过去经验的总结，只能作为参考。如果拿来照搬、照抄一套制度，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发展不一定有利。比如说美国，他到现在都不签《京都议定书》，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要限制发展，美国都如此发达了，还要考虑这个问题。对错我们不评论，但是美国的出发点肯定是他的经济发展，怎么样对于他的经济发展最有利。

　　我记得在前不久中美对话的时候，小川同志提出了次债危机说监管有问题，鲍尔森立刻回复，说监管不能太那什么了，如果太那什么了，美国就失去了灵活性。我想，次债危机出的时候，美国没有要求加强次债以及其他的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那么在当年对冲基金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

　　当年我是在人民银行工作，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和美方不知做了多少斗争。就是不同意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后来是美联储自己出了一个对冲基金的研究报告，认为没有太大的风险。后来，敷衍了事地搞了一个金融论坛。就是说，西方国家实际上是很重视自己的金融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太天真了。因此，监管的改革，必须是按照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需要和能力还有现实来设计的。

　　我觉得金融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是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那么外部监管永远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因此，监管当应该鼓励和帮助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管理风险、控制风险、抗拒风险的能力和水平，而不能越俎代庖。只有这样，我觉得才有利于建成一个有创新精神，符合中国实际，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金融发展，处再一个良好的时期，经济发展为金融发展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和非常广阔的天地。我希望我们和在坐的各位共同努力，对我们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也希望今天，在坐的媒体的朋友们，不要深度解读我的这些评论。如果要报道，我有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向大家提供，包括媒体，希望你们不要随便解读我的一些评论和观点。因为这个解释权在我不在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