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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王石哭了……
来源：陈禹铭 V房产
刚刚，在水立方，曾登过珠峰，划过赛艇的王石发表了一场名为《回归未来》的演讲。演讲本身像是一次67岁的生日感言，过程之中王石一度泪流满面，而演讲背后所分享的传奇人生同样令人感慨……
▲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水立方发表演讲《回归未来》，这一天也是王石67岁生日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摄谈创业
是一场生死战，要靠胆识、目标与运气
▲2017中国赛艇公开赛上的王石我是从32岁开始创业的。1983年我来到深圳特发创业，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1983年，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我白天带他们干活，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讲数学。我记得很清楚，给他们上完课，光着膀子在记帐，生活创业阶段过的艰苦，但还是很愉快。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赚钱赚到三十多万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鸡饲料有致癌素。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这样你会发现饲料厂不要饲料，玉米也没人要了，一吨3000块钱的玉米，被我200块钱当鱼饲料卖。我赚的30万赔进去，还净赔40万。我当时谁都没告诉，回到大连将大连、天津、青岛，玉米库存一扫而光，但是我首先讲货到一百天付款。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想运运不出去，所以就同意了。
我为什么订这些货？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我就赌，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就我有。当然这个逻辑没有错，问题在时间。因为我一百天就要付款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打沉了我有保险。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所以宁愿希望船沉。
▲2014年6月，深圳，王石演讲《底线与荣誉》，现场吸引了3000余听众就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大公报》、《信报》给了一条信息，香港要吃鸡了。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七千吨玉米，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我记得很清楚，船到了村庄里，我要给他们拉到饲料厂里，那时候我记得农村里面很多都是个体户经营绿头车，在大公路上拉材料运土的，我给双倍钱。然后浩浩荡荡带着他们去惠州，把玉米拉到一个学校，浩浩荡荡到了码头，就看着一车一车的拉着玉米，运到饲料厂，一路上一辆车一辆车的烟尘滚滚，我在小山坡看着，看着我的车队那种实现感从未有过。
多年之后回顾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创业家，一无所有的时候，有的是想象力，敢闯、不拘束，当然也有赌博心理，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的运气和侥幸。之后你会发现，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创业初期往往遇到“赌博”的成分，你要有胆识，但是企业做大的时候，“赌”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2010年北京，王石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至于未来，未来能做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做企业一定做成伟大的企业，什么叫伟大的企业？首先你是企业，企业要有产品，品牌、标准、信誉度，但这都够不成伟大。所谓的伟大，我想是指企业在社会上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公司，生产产品、生产服务的范围，他的文化已经在整个社会有正向的推动力。你比如说苹果的智能手机，成就了这个企业的伟大。
谈公益
不是施与受，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
▲2017年11月，昆明，王石演讲《三座山峰》2003年，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我想，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心里带着一丝丝“给予者”的优越感。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叫久美，他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谈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笑着说，“叔叔，您是个好人！”那个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却是那么的自信，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积极。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所谓慈善、公益，也不仅仅施与受的关系，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
▲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生日当天于水立方演讲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摄2004年，我们启程去北极的时候，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来首都机场送行。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大熊猫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搞研究。在机场，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带到极点去。此外还有一封信，信的大意：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
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但是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我是个明白人，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
“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从此，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南极，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珠峰，零垃圾登顶等等……
▲2017年3月，四川绵竹，王石转身的一挥手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摄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则让我受益良多。阿拉善是企业家发起的环保组织，现在国内环保领域很有影响力。2004年6月，我受到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邀请，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但是参与之后，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理沙尘暴，那么热烈的讨论，那么的富有激情。虽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包容。那么多企业家，都是老板，谁做谁的主？开会得有规则，决策要讲民主，在这里，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还有，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有时候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
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
谈“放下”：
要闯三道关，理由、条件与创造新天地
▲2017年6月，王石正式谢幕1998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
但是我决定辞职，并不是从万科退休，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我觉得，一个现在企业的建立更多的来讲是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团队，是品牌，而不是个人的魅力。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看起来是对万科有好处，但反过来讲，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什么：
第一，选择了行业多元化，选择了房地产。
第二，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企业制度。
第三，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
第四，是品牌。
我记得宣布这个决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静，我睡觉非常平稳，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当然原来的办公室变得感觉不再一样了。我说人呢？照正常来讲，很多有关的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让我签字，可是冷冷清清。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因为你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其实，对每个企业家来说，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你要放下，但这是被动的。主动放下，才是对你的考验。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也学习“放下”，不是我不想放下，是公司离不开我的，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如何改变你的路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相信我做到了。
▲2009年12月，北京，王石在2009年度中国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我相信很多现在选择在行业当中，比万科要优秀得多，因为我们走了一条弯路，多元化，最后才走专业化，但是很多公司一开始做的就是对的，但是制度建设上，团队培养上，品牌树立上万科都是成功的。我的放手不是对万科的现状满足了，而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我想他做到伟大，想要创造一种文化，超越公司本身的行业影响，给社会带来一个正面作用。
谈哈佛游学
英语烂，但语言对企业家很重要
我的语言表达实际上是我很大的弱点。中文表达其实都很羞涩，更别提英文了。但是我现在又经常需要我尽可能地在国际舞台说英语，我的团队就经常胆战心惊的，每次我一讲完，他们马上就来疯狂的“表扬”我：“老板，王总，卧槽！你英文太棒了。” 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讲英文，我当然不行，2011年我义无反顾地去哈佛，最难的也是攻克语言关。我脱稿说，简直就是玩儿心跳。
▲2016年1月，王石在《最强大脑》节目录制现场但我们又不得不去攻克语言关。因为语言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对我们中国企业家阶层非常重要。像张朝阳、李开复，对他们这种海归来讲语言不是问题。但是对我们这种本土成长起来的“土鳖”来讲，我们怎么来过这一关？
我们本土培育了很多优秀企业家，但是如何往下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国际交流。我们在达沃斯、在一些会议上，会发现在世界华人企业家里，香港、新加坡、台湾企业家和国外在一起交流如鱼得水，而大陆企业家自成一体。你出去是为了交流，但是限于语言的障碍没有交流在一起。所以我就要和我的短板较劲，我就是要过这语言关。当然语言是一个工具，通过这样的学习，你突然这种学习给你开了一个天窗。你到国外才知道中国的文化需要很多很多去了解。
▲2016年3月，中山大学，王石大学行，以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的身份推广赛艇文化当然我的经历使得我对中国文化并非那么接受，但是真正到了国外才发现，我本人是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到了哈佛才感受到，你不仅仅要系统了解西方文化，还要更系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保留的，哪些应该是批判吸收的，而哪些应该是结合的。真正到了哈佛之后，才真正开了窗户，不仅对西方的了解，再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个收获非常大。这是我为什么要去哈佛的原因。
面对未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个民族，首先要站在对我们文化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去人类文明的源头去拥抱未来。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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