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需要弘扬中国价值观

　　赵民

　　2005年马上就要过去了。2005年是个很有“讲头”的年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10个甲子)；日俄战争100周年(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在广泛报道)；绵延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100周年；从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基层员工，通过自学和不断总结思考成为共和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之一的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手倡导江西“共青城”，在人民心 目中永远充满热情活力的胡耀邦总书记诞辰90周年；是经历千辛万苦、百折不挠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70周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自1945年重庆和谈第二次握手之后，时隔60年的第三次握手。最后还一定要提到的，就是神舟六号人造飞船的成功发射。

　　这么多历史重要时刻的扎堆，让中国人很自然地回头看看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7年的改革开放的日子，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56年发展壮大的岁月，也很自然地让人回顾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来中华大地的风云岁月，并把目光投向更为遥远的历史和更为广阔的世界。

　　自1978年始的改革开放到今年为止，计27年，正好占1949年新中国成立56年的大约一半时光。在这经历了社会巨大变革和发展的27年中，随着

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上升，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正日益光大。在国内，官民合办的祭孔活动，今年的规模空前，影响巨大；在国外，孔子学院正从亚洲国家开到非洲国家，档次高、品位高的中国文化中心正越来越取代“中国城(China Town)”成为中国文化在国外人心目中的形象代言。

　　但在这种种眼花缭乱、令人振奋的文化复兴和传统光大面前，我们没有看到新的“中国价值观”的身影。如果中国想在到2020年的未来15年里通过每年7%左右的持续增长，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前三大或前两大经济体之一，那么，中国必须从五千年文明传承中，总结提炼和推出适应当代国际潮流的，适应当今中国发展和利益需要的“中国价值观”。

　　在国际上，每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伴随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作为当今世界“一股独大”、唯一超强的美国，维持其全球霸权的，不仅仅是核武器，航天飞机，核动力航空母舰，遍布全球的海外军事基地，更多的和更重要的是通过留学生教育，文化交流，好莱坞大片出口，互联网风险投资这种和每个人都可能息息相关的载体输出的美国文化，以及隐含在这种文化之中的“美国价值观”。按照美国自己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手主导成立的联合国宪章，美国攻打伊拉克，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和授权，是违反国际法的，是典型的“非法战争”，但美国人自己干了。原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在2005年10月12日访问中国，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仍然坚持认为，即使布什政府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战理由是不真实的，这场战争也是正义的。这是典型的“莫须有”借口。但从中可以看到,统治和管理着美国国家机器的美国精英阶层群体的核心价值观, 是非常坚定牢固的。

　　有一个遍游海外的朋友曾举了这么一个广为相传的例子来说明“美国价值观”在商业上和“中国价值观”的差别：美国人和别人合作赚钱，关心的是自己挣了多少，是否赚到了自己满意的钱，只要自己挣的满意了，并不在乎他的合作伙伴挣的比他还多；香港人和别人合作做生意，关心的是自己挣的钱，一定要比他的合作伙伴挣得多，但还是会让他的合作伙伴挣到钱，只要自己挣得多，不管合作伙伴挣多少；而中国人和别人合作做生意挣钱，都想要一个人自己赚，别人不能赚。虽然, 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但这种流传在坊间的口碑，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与别人的国际合作，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都是很负面的。

　　在中国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在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曾多次主导过影响过世界的发展，也多次被外族入侵，被外来文化和文明统治过。但不管是主导世界还是被入侵期间，中国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中国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金朝灭掉了宋朝，主宰中原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同化了金人统治者。元朝蒙古人金戈铁马所向无敌，但百余年之间，不断学习和光大中华文明。清朝满族人杀入关内后，最后治国260多年，反而是满族人越来越象汉人，满汉成一家。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先哲的《论语》、《春秋》、《左传》、《孙子兵法》等反映中国价值观的历史辉煌巨作，迄今为止仍是西方国家和日韩等国商界热捧的圭臬。

　　再看发生在20年前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性巨变，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必须要有基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观来统领自己的民族，在当代世界政经格局中生存和发展。俄国在日俄战争时期的表现，让世人看到的是一个没落的朝代和君主。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开始以苏联的名字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其中之一达约半个世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帝国”引向崩溃之路的所谓“新思维”，基本上全都是“美国价值观”的变种和影子。

　　中国27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在各个方面，成为一个利益主体，成为一个阶层的一部份。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管理精英出国培训，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外来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现在27岁以下的年轻人中，由于从他们一出生开始，就成长在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所以，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流的当代年轻人中，“中国价值观”越来越少。

　　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和这27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教育系统的改革停滞不前有着直接的关系。27年来，教育方面的改革有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当属1979年恢复高考，任何一个家庭出生的中国年轻人，都可以通过“头悬梁骨锥刺”的勤学苦练，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件大事当属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由“大学毕业=国家干部”转化为自己找工作，使中国社会中最优秀的、受过最好教育的一个群体得以流出国家行政体制的大门，使中国民间有了可能培养、产生一批最优秀的中国社会精英的土壤。而这些“民间精英”，完全可以不信仰主流执政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三民主义”。在这些“民间精英”中，如果不提倡新的“中国价值观”，就可能形成其他的价值观。第三件大事，是国家

公务员公开向社会上具有一定高等教育文凭和学历的人招考，又一次打开了民间精英重入国家行政体制、执掌国家机器的大门。而此时，如果这些民间精英开始用其他的价值观，而不是用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中国价值观”来治理国家，那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程度上，使国家机器逐渐丧失最为重要的由上而下的“国家执行力”。

　　在过去27年的教育改革中，课程内容的改革是相对缓慢的，而在学生的道德观，人生观和精神上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却有比较大的问题。曾有一位长期在高校工作的友人和我讲过这样一番话：大学新生入学后，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主要影响的，不再是家长，也不是任课老师和辅导员，而是高年级的同乡，校友。往往一个学期辅导员团干部的各种教育引导，还不如一顿老乡聚会吃饭饭桌上高年级同学的一顿抱怨。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中国价值观”，否则，这些传统文化无法克服时间、空间和行政命令的差异而源远流长至今。但所有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新的全球经济“

发动机”之一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都有必要赋予新的涵义，树立新的形象，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价值观，成为世界各国认知当今中国的新角度。

　　(供稿：新华信正略钧策 作者系新华信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