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商海悲剧
中国足球的商海“杯具”
贵为人口大国的第一运动，蛋糕为何越做越小？
□ 记者 冯禹丁 张娅
协会，按照《现代汉语词语》的标准解释，是为促进某种共同事业的发展而组成的群众团体。中国足球协会的定义则富有中国特色：“是经国家体育总局授权、指导全国足球运动的群众性组织和最高的足球运动管理机构。”中国足协的双重身份(群众性组织＋最高足球运动管理机构)及其权力来源，皆肇始于斯。同中国足球曾经最慷慨的赞助商之一西门子公司出品的冰箱一样，上述定义一用就“用了半个多世纪”。
1990年代初，中国足球踏上职业化改革之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足协开始涉足市场经营，足协由“双面人”变成“三面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足球群众性组织＋足球市场开发经营者，法学家称之为“政、事、产三合一”。
在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下，中国足球改革已经走过了15年。15年间，中国足球历经5任“专职副主席”，其中三任“被下课”，一任刚被刑拘；8任国家队主教练，除了塞尔维亚人米卢蒂诺维奇勉强可算功成而退之外，其余6任均“被下课”，现任主教练高洪波则被人预言将在3个月内下课；15年间，国足在国际足联公布的国家队排名中，高至1998年12月霍顿任上的第37位，低至2009年7月的第108位，目前排名第87位。没有人统计出国家队在这15年间的胜负场数，我们相信那是一个与我们唯一一次世界杯战绩相称的数字。
如果国家队屡战屡败的悲剧可以用“人种决定论”来作推托，那么反观我们“自己人”之间玩的足球则可称喜剧。有人说中国现在注册职业足球运动员为900人，足球记者有9000人，这是笑谈。资深足球记者毕熙东给出的数字是在册运动员7000人，1990年代中期这一数据曾为65万人。我们的联赛有多么糟糕，可以参见上述“9000人”之中的三位近期推出的《中国足球内幕》一书：它已经烂透了。
在三权合一的体制之下，中国足球多年来真正的当权者似一个人格分裂病人，既杯葛契约精神，又全无平等意识；视市场力量为洪水猛兽，又以其为衣食来源；拒不按通行市场规则费厄泼赖，只闭门造出一道道行政新令。予取予夺，谁可奈何之？
设若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中，以“第一运动”为职业的球员已经少于专业打高尔夫或斯诺克等“贵族运动”的人；假、赌和黑金泛滥到可以把一国名义上的“最高”和“次高”足球领导人同时送进牢狱；越来越少的品牌愿意或敢于赞助这个国家的足球运动，以至于联赛不得不“裸奔”，或不断“被拖欠”赞助费而闹上法庭；一个门票年收入一度超过1亿元，冠名赞助费超过1亿元的职业联赛，在10年后不用扣除通货膨胀率赞助费就已萎缩至不到一半；并且由于分红减少、冠名与门票收入下降、球员转会市场萎缩，导致联赛中的一大半俱乐部全都在不同程度地拖欠球员的工资，“捧着金饭碗挨饿”，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15年的足球改革之路，肩负对该运动进行有序管理、组织推广和市场价值开发三大职能的中国足协，无论从哪一职能进行考察，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市场的魔瓶被打开
让我们回到中国足球职业化和市场化改革的起点。
王俊生依然记得15年前的那一天——1994年4月27日，成都市人民体育场，数千只和平鸽、数万只气球飞向蓝天，近4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与鼓乐声此起彼伏。身着五颜六色比赛服的小运动员们手擎各俱乐部的旗帜走进球场，白底红字的俱乐部旗帜迎风飞舞。他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郑重地宣布：“万宝路1994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始。
“应该记住这一天，中国足球树起了新的里程碑。”15年之后，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撰文写道：“这一天的到来，殊为不易。”
前溯两年，1992年3月20日，王俊生飞回北京召开中国足协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将起草一个重要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的关键论题是“足球要不要走职业化的道路”。
从足球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职业化是大势所趋，但“资本主义的职业足球我们能不能借用？会不会把中国足球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是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王俊生当时面临的风险拷问。其次，开展职业化足球，实现足球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创造市场价值，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足球队将从“体委”的多年管理下脱离出去，王俊生可能因此成为别人眼中的“叛逆者”。
但为什么时年43岁的王俊生“个人甘当铺路石”，也要坚持走这条路呢？一是职业足球对提高竞技水平的作用早已被世界足球强国所证明；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足球已经搞了40年，“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必须寻找新的管理模式”，而职业化是当时最好的方法。在王俊生的回忆中，当时非解决不可的矛盾与问题有：经费不足，球员收入低，退役之后就业和生活没有保障，运动员训练、比赛、生活作风都不理想，球队成绩徘徊不前等等。
1992年6月22日，中国足球史上一个重要时刻来临。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行业体协的代表98人齐聚北京红山口，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事实证明王俊生的担心并不多余，这次会议上他起草的足球改革方案在体委干部中引起了极大争论。他做完报告后，大多数地方协会的领导人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道路。比如当时门票才两三毛钱一张，观众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5元、10元甚至20元还会有观众吗？这么高的价格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体育在我国是福利事业的根本宗旨吗？把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把俱乐部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是不是脱离了体委的领导？足球由谁来领导？让企业及其老板们管理足球，行吗？他们懂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都拱手交给他们？太不现实了，培养费怎么付？人事关系怎么转？工资、待遇怎么办？电视转播权归足协所有，电视台是国家办的，能与足协签合同吗……
虽然听来可笑，但今天的人们其实很难体会当年足球改革所面临的来自意识形态的真实压力。当时距离10月份召开的中共14大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大半年，“体育”在中国就如同今天在朝鲜一样，是作为一种国家统筹统管体制之下的“福利事业”而存在。另一方面的隐情却是，体育总局实在不愿意继续每年向战绩一塌糊涂的足球拨款，有意以它为试验田，探索我国体育能否如发达国家一样实现自身造血。
因此，足球改革是作为我国铁板一块的“官办”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启动的。所谓的“职业化”、“俱乐部制”，其实就是市场化改革，即引入外部资本和资源，把运动赛事和球队推向市场，通过商务开发实现市场价值增值。
尽管争议大，会议最终还是顺利通过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于高层。王俊生回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亲自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足球体制必须改革，“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我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试验”。
市场的魔瓶一经打开，飘出的可以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取决于开瓶人能否善用、善待它。
红山口会议事后被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中国足球新的‘长征’开始了。”王俊生说。他没想到的是，18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市场化改革的“长征”依旧长路漫漫，方向晦暗。
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足球
1994年中国职业足球甲A联赛开打，于中国足球改革具有标志性意义，但之前还有一件事的发生同样涵义隽永。1993年，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中国足协直属国有企业——中国福特宝(取自音译football一词)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成员大多来自中国足协的该公司享有足协商务活动及俱乐部商务开发的全权代理权，它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足协开始集“政、事、产”三权于一身。
《商务周刊》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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