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心理学的鼻祖：雨果·芒斯特伯格

　　刘文瑞 王肖婧

　　作为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行为科学的先驱，雨果·芒斯特伯格的遭遇让人多少有些感慨。他生前建树颇丰，作品影响力很大，所提出的理论也受到广泛的重视。然而临死却遭人冷落，去世时学界竟然连一篇追念的悼文也没有。如此巨大的落差，既不是因为学术水平，也不是因为人格品行，仅仅是因为他的国籍和身份造成的。

　　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1863~1916)出生于德国东部但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木材商，母亲是艺术家，还有三个兄弟。芒斯特伯格童年生活幸福无忧，在轻松且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氛围影响下，他对写作、大提琴、考古、希腊语和阿拉伯语都具有浓厚兴趣。不幸的是，在他不满20岁时，父母双亡，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

　　1882年芒斯特伯格在但泽大学预科毕业，进入日内瓦大学学习法语和文学，半年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1883年，刚到莱比锡的芒斯特伯格，立即被威廉·冯特的讲座所吸引，决定投身于心理学。从此他师从冯特，并于1885年加入名声日隆的莱比锡实验室。在这里，芒斯特伯格受到了正规的实验心理学训练，这对他日后的学术造诣有巨大的影响。

　　说起心理学，就不能不提起大名鼎鼎的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1879年，冯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莱比锡实验室。它的建立，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真正的科学，冯特也成为第一个把心理学转变为独立科学的学者，被心理学界誉为实验心理学之父。尽管冯特不是管理学家，但他在心理学上的建树，对管理学影响极大。要知道，从古希腊、古埃及开始，学者就十分关注人类的心理现象，但是，冯特以前的所谓心理学“理论”，不是无法验证的天才猜测，就是神神鬼鬼的无稽之谈。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在冯特之前，所谓心理学都是伪科学。甚至大哲学家康德，也曾断言心理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由于这种认识的支配，在许多崇尚科学的人士那里，会很“宽容”地给心理学留下一片非科学的领地。就拿科学管理时期非常崇尚科学、人称“效率大祭司”的埃默森来说，在他开设的咨询公司里，他聘请的挑选和评价人员的“专家”，所依赖的无非是面相学、颅相学、笔迹学之类玩意儿，同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测字、算命先生差不多。埃默森公司里的人事专家凯瑟琳·布莱克福特，在1916年出版的《工作·人·老板》中还用专门章节论证挑选员工的方法，强调要研究人的面相、头发颜色、鼻子形状、头颅的凹凸比例等等，尤其要重视笔迹和声音，她认为这些都表现了人的性格。连崇尚科学的埃默森公司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冯特的研究，彻底颠覆了传统心理学的这些说法，把心理学变成了可以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实验科学。从此，心理学以科学的姿态开始进入社会。而把这种科学的心理学带进管理领域的，首推芒斯特伯格。

　　芒斯特伯格在莱比锡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鉴于心理学和医学的紧密联系，他又继续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医学，1887 年获得了医学博土学位。此后，他在弗莱堡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和助理教授，先后主讲医学和哲学。但他出于研究需要，在业余时间私下讲授心理学，并自己出资在住所建造了一座心理学实验室，进行时间、知觉、注意力、学习记忆等方面的研究，吸引了许多国外的学生。

　　1889年，在巴黎首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芒斯特伯格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一见如故，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詹姆斯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被人看作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倡导者，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开山祖师，还有人称他为“美国心理学之父”。1892年，芒斯特伯格应詹姆斯之邀，到哈佛大学担任了三年实验心理学客座教授，期满后继续回弗莱堡大学任教。两年后，由于一再被邀请，芒斯特伯格重返哈佛大学讲坛，任心理学教授，并接管了由詹姆斯创设的心理实验室，成为詹姆斯机能学派的继承人。在哈佛大学的19年间，芒斯特伯格的出色才能得到美国人的普遍承认，他作为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倍受世人注目。1898年，他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08年，又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主席。1910年，他曾被哈佛大学作为交换教授派往柏林，并在柏林参与建立“美国—德国协会”。他还当选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特别研究员，曾被《美国科学家》期刊评为仅次于詹姆斯的心理学名人。

　　为了推广自己的理论，芒斯特伯格到华盛顿拜见总统威尔逊，游说商务部长雷德菲尔德和劳工部长W·B·威尔逊，力争让政府出面设立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基本任务就是把心理学研究用于工业和社会。虽然他的这一目的没有达到，但却引起了社会的重视。芒斯特伯格的外界影响随之形成。他的工业心理学没有能进入政府的“庙堂”，却扩散到社会的“江湖”。其后，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开始采用芒斯特伯格的方法进行员工的心理测评。

　　芒斯特伯格的理论在美国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应用，但他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却备受冷遇。他对德国有着深厚的感情，移居美国后一直保留德国国籍，大战爆发后，他坚持自己的爱国态度，不断为自己祖国的战争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结果，国家之间的仇恨被人们转移到他身上，芒斯特伯格被怀疑为德国间谍，遭到周围人的排斥，失去友谊和尊敬，从此陷入了孤立的境地。1916年芒斯特伯格在讲课过程中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53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芒斯特伯格本人被美国排斥，但他的理论却被用来作为美国对付德国的武器。美国参战以后，广泛运用芒斯特伯格开创的方法，对参战的两百万美国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心理学测验，史称这是首次在管理领域对心理学的大规模应用。正是这种应用，建立了工业心理学的稳固地位，并使心理学成为管理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芒斯特伯格一生著作极其丰富，仅专著就有20余种，内容涉及到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影响力广泛。最能反映他工业心理学思想的著作《心理学与经济生活》用德文发表于1912年，1913年该书被翻译为英文本《心理学与工业效率》，还有1914年出版的《应用心理学要点》、《普通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1918年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的《企业心理学》等。在这些书中，他探讨了人员甄选、职业伦理、工作绩效的心理因素等方面。他在书中强烈呼吁，要加强管理的科学性，必须把心理学成果更好地应用于提高工业效率。他的理论和观点，本质上是对泰罗制的心理学补充。按照芒斯特伯格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决不要忘记，通过将来的心理上的适应和通过改善心理条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符合厂主的利益，而且更符合职工的利益；他们的劳动时间可以缩短，工资可以增加，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读者不难从中看出芒斯特伯格与泰罗的一致性。因而在泰罗制广泛推行的年代里，他的工业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受到了美国工商界的高度支持和响应。

　　芒斯特伯格的研究，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如何鉴别个人的素质和心理特点，并根据个人的素质及其心理特点把他们安置到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在什么样的心理条件下，可以让工人发挥最大的干劲和积极性，从而能够从每个工人那里得到最大的、最令人满意的产量？如何使人们的头脑中获得工业活动所希望产生的最佳印象，即在心理上如何能够保证实现人们的理想？ 管理史学家雷恩把芒斯特伯格的研究概括为三句话，即“最最合适的人”、“最最合适的工作”、“最最理想的效果”。所谓“最最合适的人”，就是研究不同工作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识辨和评价不同人员的心理品质，为他们找到最恰当的工作岗位。由此，发展出了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在人员选拔、职业指导和工作安排等方面具体应用的多种技术。所谓“最最合适的工作”，就是研究并确定从每一个人那里获得最大、最令人满意产量的“心理条件”。芒斯特伯格发现，学习和训练是最经济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和手段，物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对工作效率有较强的影响，特别是创造工作中适宜相关人员的“心理条件”极为重要。所谓“最最理想的效果”，就是研究对人的需要施加符合实业利益的影响的必要性。他讨论了销售、市场和广告的技术，并呼吁对保持经济需求因素的研究。

　　芒斯特伯格的理论，来自于他主持的一系列调查和实验性研究。他从电车司机、电话接线员和高级船员中搜集了大量材料，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研究安全驾驶电车的司机所应具备的特征。他通过系统地调查和研究电车司机工作中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模拟实验，最终归纳和推论出一个优秀的司机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和技能，并进而确定出担任司机的心理条件。另外，芒斯特伯格在疲劳研究中，不仅注意到引起疲劳的身体因素，而且注意到引起疲劳的心理因素。他同他的学生一道，进行了许多有关工厂的工作曲线的研究，从中发现了日产量和周产量的涨落规律。根据每日的产量记录，每天上午九十点钟产量有明显的增加，到午饭前产量有所下降，午饭之后恢复上升，但上升情况不如早晨九十点钟，下午下班前产量又会显著下降。同样的，一周的产量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情形，星期一的产量平平，星期二和星期三产量最高，然后逐渐下降，直到星期六产量降到最低。如果说，日产量的变化是由于身体疲劳引起的，那么，周产量的变化就不能再用身体因素来解释，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心理因素。这些研究，为工业心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

　　芒斯特伯格的研究被广泛地应用于职业选择、工作方法改进、建立适合的工作条件等方面。他的思想明显包含着科学管理的工业伦理：(1)重点放在个人身上；(2)强调效率；(3)应用科学方法得到社会效益。所以，此时的工业心理学，还从属于科学管理。但他对心理学的重视和应用，无疑为后来的行为科学竖起了一个路标。在芒斯特伯格的影响下，一批学者致力于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其中有英国的工业心理学先驱查尔斯·迈尔斯，在美国陆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设计人事分类测验的沃尔特·D·斯科特，进行首次动机手段实验的塞尔西·A·马塞，撰写出有“工业心理学圣经”教科书之誉的莫里斯·S·瓦伊特利斯等人。他们的努力，使心理学与当时蓬勃发展的科学管理紧密结合，也为后来的霍桑实验铺垫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