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思樵：气候变化正从环境向经济问题转变

　　气候变化正从环境向经济问题转变

　　印度尼西亚报道 特约记者 杨爱伦

　　12月3日上午，第十三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旅游胜地巴厘岛正式召开。

　　本次会议可谓盛况空前。参会人数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有190多个国家、地区的政府组织了代表团与会，还有2000多位记者和各种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德国总理默克尔、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澳大利亚新总理陆克文等也出席了会议。陆克文还于3日当天，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如此盛况，足见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当前的受关注程度。气候变化已被视作21世纪最严峻的全球环境挑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体系。接下来的将近两个星期，12月3日至14日，巴厘岛把握着全球气候的未来。

　　气候变化是史无前例的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清洁能源技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2月3日下午，全球风能理事会秘书长苏思樵(Steve Sawyer) 接受了本报的采访。

　　苏思樵出生于美国，在绿色和平工作组织30余年，曾担任绿色和平总干事多年。他曾作为国际专家参与《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咨询。

　　苏思樵认为，2007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转折点，气候变化问题不但受到全球关注，而且正在从环境问题向经济问题转变。

　　苏思樵说，中国作为全世界的工厂，必须尽快将其经济发展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脱钩，其关键路径就是大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发展可再生能源。而风电作为技术最成熟、价格最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必定在中国的气候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全世界清洁能源技术的制造工厂。”

　　2007年是个转折点

　　《21世纪》：能谈谈您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历史吗？

　　苏思樵：大概有20多年了，不过我之前是在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工作的，现在代表着全世界的风能行业。在过去，气候变化是个热门的环保议题。后来，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和全球能源议题联系起来。2007年是个转折点，从年初到现在，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很多年，气候谈判一直停留在关于“气候变化是否在发生”、“我们是否要采取任何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当时我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工作目的是提升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意识。而现在的国际谈判已经进入到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所以，我也觉得是时候我进入商业领域，以更好的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21世纪》：大家都称2007年为“气候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苏思樵：我想这是个多年积累的过程，但今年的确有两位功臣使气候变化受到如此关注。一位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凭借个人魅力及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本，积极游说全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此外，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全球同步的“拯救地球”音乐会，都在这一年为提高公众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位功臣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他们更是当之无愧。在今年发布了其第四次评估报告，总结了对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认识，指出了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性，以及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为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随着气候变化讨论的升温，连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都给了戈尔和IPCC。

　　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商机

　　《21世纪》：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确有资金与技术方面的困难。目前中国大部分的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排放的努力都是在国家层面的。您能不能谈谈更多地参与国际层面的应对气候努力对于中国的好处？

　　苏思樵：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成员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气候机制的受益者。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全世界差不多40%的碳交易额来自中国。以风电为例，自2005年，超过90%的中国风电项目注册了(或申请了)CDM。由全球碳市场提供的这部分额外的奖励，对于鼓励中国的清洁能源项目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估计，如果巴厘会议取得预期成果，下阶段的碳市场会更有效地实现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激励。

　　《21世纪》：在设计CDM时的一个期望，是可以通过这个机制实现技术转让，但事实上这一方面完成得并不很好？如果在国际气候体系里设立专门的技术转让基金，来帮助实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是否会更好？

　　苏思樵：对，目前的CDM机制有其局限性，比如申请程序过于复杂，基于单个项目的体系不能形成某个行业的规模，所以说对于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并不有效，这是下阶段需要改进的地方。

　　关于技术转让基金，我觉得对于最不发达的国家很必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条件形成清洁能源技术的市场，吸引到足够的投资。但是，对于中国这种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来完成，应该对中国企业把握商机的能力有信心。

　　《21世纪》：能否举例解释您心目中最理想的碳市场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苏思樵：还是以风电行业为例。中国可以预测根据目前政府出台的支持风电行业发展的措施，到2020年中国的风电可以发展到的水平，然后把此作为“没有遗憾“的目标。如果中国没能实现这个水平，不会有任何惩罚。但如果中国的风电发展超过这个水平，可以根据其温室气体减排量出售碳交易额，得到激励。

　　这种机制以行业为基础扩大碳市场，以允许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类推到基于地区性的机制，基于政策性的机制，等等。这样，可以更大范围地把能效项目和其他减排项目也包括在内。当然主动权还在中国。

　　2020年，风电发电量有望相当于5个三峡电站

　　《21世纪》：能描述一下您对中国风电行业的印象吗？

　　苏思樵：让人惊喜。去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超过了100%，今年估计又是另一个超过100%的增长。在技术方面，5年前中国只有一家风机制造商，现在有超过60家，而在接下来的5年里，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风机制造商之一。

　　当然，除了风电，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为中国在其他可再生行业的成就感到骄傲。在太阳能光伏方面，中国已经是全球三大制造商之一。可惜的是，由于国内市场的缺失，中国产的光伏在本国应用得较少。在太阳能热水器方面，中国的装机量占全球的60%。总之，中国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全世界清洁能源技术的制造工厂。

　　《21世纪》：您认为风电发展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何意义？

　　苏思樵：迫于气候变化的压力，我们生活的地球进入到了碳排放受限的时代。下个阶段的全球竞争是关乎谁可以生产最环保的汽车，谁可以建最节能的房子，谁的能源结构最低碳。

　　中国作为全世界的工厂，必须尽快将其经济发展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脱钩。而其关键路径就是大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发展可再生能源。风电作为技术最成熟、价格最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必定在中国的气候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如果给予中国风电行业最积极的政策支持，到2020年，中国的风电发展可以突破1.2亿千瓦，达到届时发电装机容量的10%，发电量相当于5个三峡电站。

　　《21世纪》：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成就对于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什么？

　　苏思樵：意味着全世界可以享受更廉价的清洁能源技术。如果这些技术的生产只是在发达国家，那么其高企的价格将使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无法享受清洁发展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