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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文
长江商学院的郎咸平教授最近一段时间无疑成了一个被媒体关注的对象。他领导的案例研究项目对中国的一些著名(上市)公司(如海尔、德隆、TCL以及格林柯尔等)的并购和重组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解剖分析和质问，引起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今年8月9日，他在复旦大学中美财经媒体高级研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的一个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在被媒体报道出去后，立刻间变成了财经界的一个醒目话题并演进成了一个“事件”。我想，选择在那样的场合发表那样一个指名道姓的题目，其爆炸性该是郎教授事先料想到的。而现在发展的结果也不会是他不希望看到的，这显示了郎先生的决心和勇气。
我注意到，在“格林柯尔报告”事件发生之后，媒体更感兴趣的话题是，我们该如何评价郎教授的这个行为？他的学术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他对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说法正确吗？
我认为，与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一样，郎教授非常关注中国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们在资本市场形成中所携带的固有的体制缺陷有深入的观察。而且，选择对单个企业案例进行财务分析也是值得推荐的商学院的方法。我没有读过他主持的这些研究报告，不能考察其细节和技术的问题，只是知道这些研究基本上完全依赖了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从郎教授向媒体陈述的研究方式来判断，这些研究很像福尔摩斯笔下的侦探小说，依靠常理和逻辑推断来发现隐含在公司财务数据和资产重组事件背后的疑点并寻找对这些疑点的解释。我想，郎教授领导的这些研究肯定包含了这样两项内容：从公司公布的自己的数据中专业地发现问题或谜团，然后试图揭开这些谜团。至此，郎教授的研究是令人兴奋的，能够从现有的线索中逻辑地推理出一些让人惊诧的结论来，自然是让人着迷的。
可是，为什么郎教授的言论会遭遇来自公司方面的缄默或者诘难呢？这与郎教授研究的问题的性质有关。
根据我的看法，郎教授的研究和公开的言论涉及的一大问题是，案例公司发生的资产变更等行为是否存在有悖常理和吞占国有资产的操作行为。假如郎教授的言论涉及的主要是公司的经营战略或者是对财务绩效等内容的质疑和批评的话，公司方面当然有、也愿意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和提出澄清，它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这和郎先生是不是拥有学者身份没有关系。
实际上，作为上市公司，本来就选择了成为接受社会和公众那么多双眼睛监督的公众公司，面对郎教授的质疑应该作出解答或反驳。而且，郎教授的分析大都没有涉及到判断案例公司的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相反，他认为公司的很多资产重组的做法与技巧等受到质疑的行为往往是合法地完成的。而他真正所关心并希望引起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问题是，这些看起来合法的公司并购或重组扩张行为可能不仅损害了小股民的利益，而且损害了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利益。由于郎先生把他对这些案例公司的扩张行为的质疑最终落实在了管理者有吞占国有资产嫌疑这个重大的、并且带有很强价值判断的问题上，这就给被质疑的公司方面带来了尴尬和仇视的复杂心态。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这种指名道姓并包含很强的价值判断(包括政治含义)的案例研究工作可以与其他实证研究论文一样公开发表吗？一般来说，如果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作者有权利和自由按照科学研究的制度来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权利决定以什么方式来发表，是通过媒体和舆论，还是发表内部研究报告，取决于作者希望如何影响公众和政策的考虑，是演讲、公开发表还是内部发表都无所谓，但文责(主要是论文的错误和缺点)自负。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是纯粹出于学术的目的的话，那么研究的方式和论文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被研究对象时，也应谨慎处理，如不使用公司的真名等。从这个意义上来判断，郎教授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是有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和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
应该承认，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资产账面流失的问题是一个敏感而高度争议的话题，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内部有着非常有差异的看法，因为在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的合理定价不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如何解决这个定价问题、是否要继续实行和保留国有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是否搞得好、要不要在竞争性领域实行“国退民进”的改革战略，这可以继续留给经济学家讨论去。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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