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教授国企改革中资产严重流失观点不合事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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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3日 12:43 新浪财经 | ||||||||||
李开发 连日来,媒体浪潮滚滚一般推出了郎咸平教授的一系列高论,指责海尔、TCL、科龙电器等等众多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为主体上市公司,批评这些企业在国退民进过程中资产严重流失,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或者利用管理者的优势低估企业资产的价值,然后搞MBO,化“公“为 “私 ”,或者与政府官员勾结,合伙瓜分国企资产。总之是几乎没有“好鸟”,
郎教授的言论引起了媒体的巨大反响,特别是网民的巨大反响。有网民给郎教授戴上了国有资产“郎监管”的光环。郎教授利用人们的国有资产流失愤怒之同感,博得了网民的一片声的叫好。看起来郎教授的立论言之有据,然而我要说,郎教授的立论不正确,或者说基本不成立。 笔者得出这一结论在于,不知道是郎教授本人不是深谙企业改革的实际操作的内情,还是利用广大读者、特别是对国有企业了解不多的网友,还是拿企业改制与改革中运行的不适宜公布于众的东西来向国企改革叫板,总而言之,从理论上、从纸面上公布的数据是能唬弄很多人。一个读者,如果没有深入过国企改革的实践,不是十分通透地了解企业改革与改制的内幕,当然也没法向郎教授的高论说不。 一、按照郎教授的理论,不但是国企,民企、私企与外企同样也会有大量的资 产“流失”问题,为什么偏偏抓住国企资产“流失”大做文章? 与其它所有制一样,国有企业如果经营上遇到困难,对国有资产采取相应处置是一个极其正常的事情。一个菜农,早上在市场上青菜卖2元钱一公斤,晚上临回家时,他可以用0。5元一公斤的价格把剩余的处理掉。我们没有人会认为他是资产流失问题。一个外资服装企业生产丝绸围巾,原价是150元一条,大 清仓时可能是5元一条。企业自己认为是市场上的经营之道,盘活资产,加快运转。幸好不是国有企业,否则郎教授就此可以写一篇高论,把这当成国有资产流失 的活靶子。一种在非国有企业极其正常的事情,如果当作资产流失提出来会被人笑掉大牙的事情,到了国有企业,就是问题了? 二,按照郎教授的理论,企业在转让与兼并过程中,只有在此之前的财务报表与兼并之后的财务报表完全一致,才是真实,否则就有资产流失嫌疑。这种纵观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来行不通的高论凭什么用来批评中国的国有企业? 郎教授的分析得出,在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由于显著低估了原有资产价值,这说明企业管理层有可能与相关方面可能勾结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在实际生活中,虽然说这种情况也会存在,但就象香港有小偷就把香港人全部说成小偷一样荒谬。 也许有的读者不明白,企业在转让兼并过程中为什么会突然增加出巨大的亏损?实际上不管是外资企业、外国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这样。只是国有企业这种体制才更会有人关注,正象刚才所说菜农处理自己的菜一样。 企业临近兼并转让,一般情况是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危机,至少也是为了克服危机去争取新的发展采取的对策。我们许多人去年买了一部3000元的手机,今年更新手机,旧手机仅1500元就出售了。但企业的情况复杂得多。正常运行的企业,许多可能的亏损都在企业的帐务处理中包着。如果那个想兼并的企业只看帐面资产就决定兼并的话,可能是天底下第一号傻瓜。各类企业都一样。国有企业与其它类型企业一样,在运行的过程中,有很多方面可能的亏损不会反映出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决定企业要被兼并时,企业历年形成的帐面应收款有5亿元。在正常企业做帐时,它就是5亿元资产,其实这5亿元资产,可能有两亿元连债务人都快要找不到了,例如企业破产了,转制了,换承包人,有的被骗了,有的早就无影无踪了。还有1个亿要打官司,可能有较大的诉讼成本,还有2个亿分布在50家债务人身上,讨债的差旅费及相关费用还要有一堆,到最后究竟有多少要回来也未可知。象这种债务,在转制或兼并的过程只能估算。你说5个亿值3个亿,那么购买方不要,你自己要去,算你的资产,你也不干,只有作价再低一些。假如这一最终成交价是3亿元,新增亏损就是2亿元。如果我们一定要透明并且绝对公平处置的话,只有把债权清理完了,再出售,于是只有等到企业停产几年后再出售。因为一生产又会产生新的债权。而在现实当中,任何对这项处置有看法的人都可以高唱保护国有资产的理论去迎合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去激发他们的义愤。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在处置过程中只有等到停产几年后才能彰显公正,只能什么也干不成。 三、按照郎教授的理论,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帐面的数字是完全真实的,后来 如果有明显的变动与调整就是做假,难道用帐面公布的数字去质疑企业后来的帐务调整就是证据确凿吗? 或许也会有人问,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为什么不及时核销这些亏损,使其帐面更真实? 在企业运行实际当中操盘的人清楚,几乎所有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都会有一部 分亏损不在帐面上反映。这是因为,一是亏损没有显性化,同时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比如库存,遇到降价时没有出售,想等到价格回升时再出售,因此压在仓库里。库存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处置的时候,这一部份亏损从可能转变成现实。 比如,一台车床,购置时价格为10万元,在出售时作价5万元,后来的购买方对机床进行维修,保养,能够较好的进行生产作业,与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价值上升了,在重新评估时作价是7万元。 再比如,企业处置时,企业的原有的5亿元应收款作价3亿元,但另外的2亿元亏损实际上是 一种预计,还并没有形成现实,当企业进入新体制时,它可能把这些并没有形成帐面亏损的重新做一些调整,这样企业的帐面便与以前的不相同。 象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不能认为企业在做假帐欺骗社会。上市公司的帐复杂得多,不能用一些数据,特别是没有说服力、没有可对比性的数据来认定企业做假。 四、按照郎教授的理论,国有企业出售时操作要绝对公开,让天下人都知道, 才可以保持公正与透明,才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一理论其实质是要让国有企业、特别是困难的国有企业改不了,活不成,最终死路一条。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一个资产在转让兼并过程中,要想完全公正,最好是公布全部家底,到市场上去拍卖。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几个企业在转让与兼并当中这样做。众所周知,日本的第一大银行与第四大银行合并,美国惠普公司与康柏公司合并,都是在谈成了才公布,而且从来都没有完全公布企业兼并的细节。前不久,外资的雅虎公司兼并中国的国内企业卓越网,也是达成协议后才公布。相信即使卓越网的员工也并不会完全了解兼并细节。一个企业只有全部信息公开才能避免资产流失的高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也不这样做。为什么郎教授要中国的国有企业这样做? 企业在出售转让过程中,信息公开化是最大的禁忌。只有临到兼并成功了,才开始公布,信息的保密程度超乎想象。其实这也是企业的独特特点所决定的。 那么企业兼并与出售,为什么要如此秘密运作呢?我们分析一下个中因果关系就可以知道。一个濒临兼并的企业,大抵是危机严重的企业。搞企业,即使困难,只到临近关门的前一天,你还必须说企业很正常,很安全。这只有实干家才体会得到,离开实践的理论家是没法体会的。 让我们想一想,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上万人,企业还在运行之中,如果我们公布企业全部内幕,让大家知道濒临破产,那么正常的企业就会人心离散,生产经营再也无法正常进行。上游的客户听说此事,会立即停止提供原料或半成品,并且组织力量来清收欠款,所有的供应商将会同样作如此反应,甚至为了拿回欠款,抢东西抵债的,堵住企业大门的,收回原来供应的原材料的都有,企业将无法收拾。同样,下游的销售商了解此情况,已经到手的货物也会停止付款,甚至欠帐不还,等等再看。 再看银行与资金提供单位的情况,原来他们虽然也知道企业的基本情况,但是可能没有听说兼并或出售那样更担心资金安全。最保守的做法是,立即停止贷款,冻结银行帐户上资金,努力减少不确定带来的损失,更多的还会立即上门催收欠款,了解情况作出应对之策。 再看员工的情况,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无心工作,等待结果。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可能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去向,有技术的带着技术出走,有市场的准备带着市场另谋活路。包括企业领导班子在内,谁也不能不考虑企业的出路,考虑个人下一步的去向。也难怪,人人都有家小,人人都有脸面,人人都要生活,谁能置之度外?在这样情况下,企业不是一下子就死定了吗? 某地有个当年国内的知名企业,选人去当一个大企业老总,这位先生想把自己洗个干净身子,不惹个人责任,于是就把企业情况在当地政府的交流会上捅出去,并且组织审计班子一查再查。这样情况到是弄清楚了,面对这个家底,银行怕了,客户怕了,终于这个著名企业走上了绝路。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赵括吗,马谡吗? 由此可见,郎教授借企业转让与兼并过程中的不透明的现象,当作企业家与政府主管部门暗箱操作,意在单方或者合伙瓜分国有资产的批评,既不公平,也不真实,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莫须有”的东西不能作为定性的东西,不是很清楚吗? 五、按照郎教授的理论,国有企业不论是MBO,还是曲线MBO,凡是转换企业运行机制使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获得价值的方式都搞不得。这种理论的实质不仅抹杀了企业家的劳动价值,而且在于它会断送企业的前途。 首先我们要讨论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作用。我们把企业家讨论范围集中于知名企 业,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把握实质。记得1996年,广东有个当时名扬天下的国有企业叫小霸王,这个企业当时效益突出,知名度如日中天。这年下半年,因为企业的领头人段永平就原中山市工业公司所承诺的利润分成事不落实,毅然出走,在一江之隔的东莞办起了名不见经传的步步高。又是一年,步步高开始名扬天下,而小霸王则是辉煌不再。到了第三年,步步高开始登上中国电话机行业的龙头宝座,产值与销售额均突破数亿元,而小霸王则每况愈下。当今的步步高,其品牌价值估计数亿元不成问题。而小霸王而今安在哉?真有点“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意思。当时与小霸王齐名天下的还有许多,有的已经门庭冷落,曲终人散,也有的灰飞烟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当然,我们所说的企业家并不都是段永平,因为段永平是公认的业界奇才。但是,对于一个在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与众多行业内企业较量当中,与国外同类企业的竞争与搏斗当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很好,企业家们一定有其非常过人之处。或许是当初他的潜力还没有发挥;或许是他后来刻苦钻研,奋发图强,殚精竭力,在成百上千次交手与较量当中,终于胜出;或者其本人能力并不大,但是会用人,会发挥团队的作用,象刘邦,刘备,靠用人而胜出;归根结底,毕竟是非常不容易。当企业家面对一个波折时胜出了,我们可以说偶然的因素比较大,但是当一个企业在多少年的惊涛骇浪中安然无恙时,并且获得巨大发展时,我们要看到这其中有必然的因素。 与张瑞敏的海尔同时崛起的有众多小电机厂,小冰箱厂,当时是群雄并起,几经多次洗牌,大多数都被时光的流水淘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象爱多VCD的胡志标,象郑州亚细亚的王遂舟,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以及年广久,步鑫生,终于英雄落难,流水无情。 记得当时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国家有两个非常有前途的科技成果,一个是来电显示电话机技术成果,是国家专利,有关方面去了6个以上国有电话机大厂,以极便宜的价值想促成转让,但就是转让不成,原因是,这些企业通过市场调研得出了这个专利 产品没有市场的结论,再三宣传这个产品的市场潜力他们也不信。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步步高把这个产品推向极致,不但开发了巨大的市场,而且也赚取了高额利润。再有一个事,就是后来的盼盼防盗门。早在1992年就有杰出发明家将这此类高档防盗门申请了国家专利,发明人为该产品的推广联系了数家企业。许多大型机械企业都摇头否定,到了辽宁营口的企业家韩召善手里,终于成了国内最好挣钱的产品,盼盼也由此此知名国内外。有许多企业老板们,每天都在遇到机会,每天也会有人向他们介绍新产品,然而为什么这些企业最终寿终正寝为天下笑?我们只能用企业家的能力、智慧与胆识去解释,用企业家的水平去解释,而不能是别的。 企业家究竟价值几何? 据 2003年08月18日 05:40 香港商报报道,在过去3年美国公众在经济低迷的冲击下,被迫勒紧裤带度日,唯独大型企业行政总裁例外,这群天之骄子的平均年薪高达1,200万美元,苹果电脑公司行政总裁乔布斯以2.19亿美元独占鳌头,股神巴菲特则以33.6万美元敬陪末座。我们再看国内市场,外资著名公司,如微软中国总裁,年薪一般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国内著名网络公司CEO也有约50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其它上市公司总裁或其它高管也有数十万人民币的年薪。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确实难以想象。然而我们尽管不满,尽管自己拿不到,但对市场的选择也无法改变。当一个企业年销售额以数亿元的速度攀升时,一个企业的决策人拿多少薪金其实已经无足轻重。当一个决策可使企业增加产值数亿元,增加税收数千万,有多少员工增加了收入时,对企业家来说拿个几百万元也不为多。因为一个能力不够的企业家或许一个不完善的决策就使企业陷入困境。 按照郎教授的疑虑,企业转制好象纯粹是政府主管部门与其在一对一决定企业家的价值。其实不然,企业家的价值早就由市场决定了,不承认不是办法。没有人能与市场规律较劲。近十几年来,有许多地方对那些运营较好的企业动辄更换企业家,结果是鸡飞蛋打,企业也每况愈下。 国内有一家著名的信息企业,一批技术人员集体跳槽,为稳定与发展计,企业决定对技术人员工资调升一倍。技术人员尚显如此,更不要说那些在风口浪尖上影响力号召力巨大的举足轻重的企业家。 那些有能力与人格力量的企业家,这些人有一个企业管理班子会跟他走。你要搬他,你不承认他的价值,结果他走了,可能企业的精英力量也走了,你这个企业也混不下去了。这是因为,市场是人创造的,这些能力突出的企业家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其它企业与其说是与这个企业做生意,有时不如说与这个人在做生意。虽然这个话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但实际生活中事实如此。例如我们是因为相信某个人而去相信那个企业,用那个产品,是喜欢那个人而采用了那个产品。正如广告明星一样,企业家也是企业明星。有时候人们相信海尔的产品其实是相信了张瑞敏这个企业家。 一个企业做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企业家就是企业的灵魂,就是企业的中流砥柱。就象战争中面临危机,说司令员和我们一起战斗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小霸王的当年上千职工能对段永平的出走有权说不的话,就没有今天步步高的辉煌,然而段永平的功绩将积累在小霸王之中。 虽然我们并无一个准确的办法来确定企业家的价值。但市场经济使我们有了参照物。一个技术人员可以跳槽去外企挣上万元工资,我们没有异议,认为这是他的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的企业家不能总是与高薪无缘。能者多劳,能者多得,你不给,就会有人将他挖走。你不给,他心里也不平。象海尔,象TCL,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生根。海尔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骄傲。众多的中国国有企业家的水平在与国际企业较量时已经不再逊色。我们不给他定价,市场也已经给他定好了价。例如,有的企业招聘了个硕士研究生,给他开了5000元月薪,几个月后他来辞职,理由是他的同学都拿了8000元,所以要辞职。企业没有理由不让人走。我们可以用觉悟与奉献精神来拢络住企业家,但他的部下走了,工资是企业家的数十倍,我们怎么在市场上体现公平? 说老实话,最终还是市场决定价值。能者多得,让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许多民营企业的老板资产数十亿元,我们感觉这是人家劳动所得,很公平。象郎教授自己说的,在香港的别墅就值上千万,作为经济学家的价值可见一斑。为什么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就不能体现价值?为企业的成千上万员工计,每个员工还有一个家庭,为企业的平稳发展计,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计,为财政供养人员的税收来源计,我们不得不、不能不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体现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巨大价值。违背市场规律的事情既做不成,也长不了。再说,中国人素以宽厚闻名天下,为什么要不公正地对待这些企业家?难道被洋企业洋品牌兼并了才安心,难道要等人被挖走才追悔莫及? 六、照郎教授的理论,格林柯尔“七板斧”席卷国家财富。这一理论也显得非 常牵强。 郎教授分析,格林柯尔用极少的资金连续兼并了七家国有企业。并且说,这些 企业各方面均运行良好。言下之意,相关的政府部门与这些企业高管勾结起来瓜分了国有资产,或者这些家伙都是弱智。其实虽然国企转制、兼并也不是尽善尽美,但也有非常多的程序。一个企业到了打算兼并的那一天,这种情况也一定酝酿很久了,或者也曾经跟多个对象洽谈过。临到兼并的时候,政府的主管部门不知研究会办多少回合,审计,分析,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企业职工代表、工会代表,也不知研究多少次,企业实际家底究竟如何,并不等于那一个企业高管就能一手遮天。真是想席卷也没有那么容易。企业实际家底其实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因素太多,但绝不象郎教授说的那么好,当然也更不会象纸面上说的那么好。格林柯尔连续兼并了七家国企,涉及得七个大型国企,七家企业当地的政府主管部门。好象童话一样容易,那么悬乎,其不真实也就在其中了。 有的网友说,格林柯尔兼并是用了国企这个壳,好从银行里掏钱。其实搞企业的人知道,从银行里拿钱,不仅程序十分严密,而且银行贷款的目的是让钱升值,包括还贷有保证。如果说有个什么壳就能贷款,这不仅小看了银行的素质,而且自己当初为什么不会贷?如果说格林柯尔在兼并程序上即使有什么问题,只要符合当时的相关法规就是合法的。这个道理难道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年,国有企业改革几经攻坚也还没有完全成功。还有为数不少的国企正在谋划改革与转制。没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完全成功,中国经济的完全与市场经济接轨就不能实现。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现在正需要加快改革。在郎教授的横加指责与似是而非的理论面前,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没有多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没有多少好的。郎教授看上去对国企改革中国资流失的提醒实际只会导致在人们在国企改革上束手束脚,畏首畏尾,我们应该加以认识。好在中国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国家,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争论,但更重要的是要用企业的实践去检验理论,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以促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更完善,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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