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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现在的减税力度不够(4)
上一波汇改是主动把人民币贬掉，是对的，因为贬了以后，人民币成本，买的资料、原材料就跟国际市场打通，就可以比了，没有歪曲的因素。但是我们当年改完这一波汇率以后，曾经确立中国汇率制度不应该再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控制，应该是有管理的、浮动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如果真实性这个汇率体制，人民币兑美元早就可以升值了。为什么？因为美国这几年的货币政策是一软再软，联邦基础利率1999年是8%，现在已经是1%左右了，它在解决这次危机，要进一步减少利率，搞不好就变成第二个日本，就变成基础利率为零。美国靠控制联邦基础利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利率越低，放到市场上货币量越大。美元在变软，人民币这时候已经把财政超发票数的口子封死了，中国经济发债基础非常可靠，企业生产率的进步在提升。其实人民币兑美元，特别是2004年以后就应该早早的升，早升了，今天好多困难就不会有了。我们现在去东莞，这么多公司破产，我调查，问了一个问题，怎么有这么多公司做外汇的、做出口生意，根据什么信号决定我就做出口。我说80年代广东企业是做内需起家的。当年有一次叫“经济北伐”，广东新的产品往北方销，北方所有城市做服装的都跑到广东拿货，曾几何时，广东进出口加到一起占GDP161%，怎么转过去的？就是汇率信号。因为人民币阴差阳错，我们本来是浮动的体制，结果1997年周围货币一掉，世界要求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承诺不贬也做到了，所以亚洲金融危机收敛的非常快。代价是人民币兑美元就变成了未经宣布的固定汇率，8点多兑1元人民币持续了差不多10年，中国财政基础在稳固，当升不升，给所有出口企业一算帐，出口核算，赚回来的美元就可以跟央行换8元多人民币，如果这是浮动的，早告诉他们今年换7元，明年换6元，很多出口企业就不往国外布局了，早就打国内市场主意了。但是我们汇率机制是被国际因素加上国内因素，我们要检讨的是被这个思维因素框住了手脚。它是价格，价格是应该有变动才能灵敏反应需求。一个本来变动的东西不让它变动，维持一个名义价，名义价维持住，顺差越来越大，国内基础货币越发越多，央行知道基础货币发的太多，一手发货币，一手用短期央票回笼，回笼不干净的地方就变成流向这个市场，然后就是资产价格上扬，最后进CPI。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好总结这个经验教训。企业做决定是看市场信号，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转型经济，有很多所谓的市场信号并不真正是市场，它是用行政的干预形成的信号。我也看到一些优秀的公司，比如阿里巴巴网上一些中小企业，因为产生了人民币汇率会升，升成本就升，成本升，还能不能做。有些公司政府不升，我提前就升，提前就宣布做6.6换一个美元的生意。如果不是6.6换一个美元的生意我就不做，我就退出，就把资源移到别的领域去。什么意思？用一个企业的个别的价格的预期，调整这个所谓市场价格的误差。这些公司后来受到的损失就小。因为政府还是7元钱的时候，它已经是6.6了，所以对成本上涨有一个预先的准备。
类似我们国内很多公司，油价、电价都是歪曲的，我看过国资委李荣融对大企业的一句讲话，他说“不要认为电价老那么便宜，如果电价突然有一天受，你受得了受不了？”要主动把一些误差的信号调过来作为决策的依据，这是这波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宏观经济就这样，这个信号发出去多少公司，就是按照这个信号做投资的决定，做生产的决定，做扩大生产规模还是缩小生产规模的决定，这波就把中国产业卷进去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货币的教训。当一个社会货币量流通偏大的时候，如果这只手是商品和服务，这只手是货币，商品发多，货币总水平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物理学一样可靠的定理，挡不住。但是在微观决策上，经常会引起误差的，人们会把价格上涨、赚钱、盈利、炒股所得，常常容易看作是自己本事，但是不知道有危险，当这种价格总水平并不是你这个公司相对竞争力带来的上涨的时候隐含一个危险，就是起的东西也可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