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资本帐下可兑换论坛实录(9)

　　哈继铭：我的问题是从长期角度看。长期角度来看，还是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完善，但是要形成机制的完善，你的汇率肯定要在比较均衡的水平。如果说还有很大的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或者有很大贬值压力情况下，这个形成机制是不同的。所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升值的速度如果加快的话，一方面有利于抑制目前比较高的通胀，另外也有利于更快的实现人民币达到比较均衡的水平。这样的话，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完善才可以实现。

　　许斌：谢谢。余永定先生和胡祖六先生都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他们解读里面也有一些差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胡祖六先生的观点是在07年调整的汇率以后，人民币的灵活性更加有利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余老师的观点是这样的：余老师把两个问题放在一个地方看，我们中国的不平衡，既表现在经常项目上和资本项目上。余老师认为经常项目上，我们政府本来就有一个目标把它平衡。有人说，如果这个改革，从升值走向贬值就跟目标违背了。但是余老师说我们要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就是说能够管牢的就管牢。当然，我们想看一下两位的解读。

　　余永定：中国必须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只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才行，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具备了实现资本项目向自由化的条件，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应该继续准备这个条件。为什么我说不具备呢？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像胡祖六先生说的，虽然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是还没有经过考验。银行体系到底能不能抗拒大规模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对于这个我没有把握。可能可以，也有可能不可以。中国一旦出事，是没有人能救你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谨慎。

　　余永定：汇率制度的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胡祖六讲得也是有道理的。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一贯认为中国应该先把汇率的形成机制改善好，就像朱民说的，这是由市场决定的。然后我们再谈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如果我们这个汇率自由化走得很好，那么有助于资本项目，减少了很多套利的空间。

　　余永定：但这恐怕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汇率制度是不能自由的，但是资本项目是完全自由的。为什么香港可以这么做？因为香港的金融体系非常完善，外资进来了。97、98年的时候，说我提高银行的利息率，提高300%。那么中国做到吗？做不到了。一提的话企业都垮了。总而言之我跟胡祖六大体上是没有区别。

　　胡祖六：我跟余永定的观点是大同小异。对于我们目前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我很能理解。开放之后体现的稳定性，挑战更加大。确实，目前很多条件到位之后我们才能进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进行了改革，尤其是银行体系等等，甚至于宏观经济、制度的政策、汇率改革，总体而言，基本上已经到位了，没有说搞得很完美的。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说搞得很完美的。我们之所以有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在高度封闭情况下形成的。

　　胡祖六：现在这些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很大的进展。我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不是更早、更晚的开放有助于我们的发展。

　　许斌：大家也可以提问。

　　现场观众：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专家，我确实受益很多。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经常遇到的，或者说跨国融资交易当中让外国的投资方也好、外国银行也好，最不可预测、或者认为难度最大的就是中国外汇管制问题。在几年前，不仅包括跨境投资还是担保政策，中国在整个世界大的框架之下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也使很多交易受到了很多影响。我在想，是不是当我们探讨资本帐下可兑换的情况之后，在不确定的将来，对于外债以及或有外债，就是从担保的口径来看，从外汇角度放松。是不是可以在预期的将来，中国境内的企业也好，不管是从外资角度，还是中国境内银行向外国提供担保，都可以从商业角度进行管控，而不是大的宏观方面进行管控。

　　现场观众：我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在将来，资本帐下的改革这些可以松绑，就是轻松一些。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有一些专家持谨慎的态度，有一些专家是不一样的。从大的国家层面来讲，可以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还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情况。

　　朱民：你的问题很专业，你提的是宏观问题。98年，中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很小，但是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是两个环节的事情，第一个是微观的机制，不能在商业的基础上做。第二个是宏观情况下，宏观在信息的管理上和统计监管上，更不用说管制，离管制还差很远。经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外汇出口太多。回到你的问题，我同意你的观点，关于外资的担保，国家要实行监管。这一句话好说不好做。我们需要到长江里面大风大浪进行锻炼，否则微观基础还是不行的。这个过程，必须要进行。当然这个原则是对的。

　　许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我们用精彩的掌声感谢嘉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