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成本与长期优势：面向未来的绿色转型实录(7)

　　除了中国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消费者的意识、指法的能力以外，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国际的环境指法网络，也就是说从美国产生废弃物的那个点开始进行管制，不是中国法律薄弱，资源回收成本低就可以运到中国来，或者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对这样的行为会顺着供应链去追踪最早的污染物的排放者，也就是说在未来，无论从立法角度，环境标准的角度，从消费者意识角度，从各种利益相关方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对于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构成了企业从事环境或者从事绿色企业的外在压力，当然来自企业内部，比如想更多盈利、想有更好的节能降耗的产品的一个新的理念，就来自内在的动力，内在和外在相叠加就成为了我们的话题，企业要追求绿色，谢谢。

　　张醒生：谢谢，假设我们今天在福建、广东发现了一船来自加州的电子垃圾，中国政府要求这船垃圾不能靠岸，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加州政府，加州政府如何处理？

　　Margretj. Kim：事实上现在在加州有这样一个法律，那就是如果每个人有什么电脑或者电视，必须要在买的时候要付35美元，这叫做电子垃圾费用。所以说你要去任何电子商品、商店的话必须付这个额外的35美元。作为消费者个人的话，必须要负责任把这些电子垃圾带到它应该去的地方。有时候会把生产者把电子垃圾带回厂里然后处理。总的来说这个系统包括政府，因为消费者他们要付额外的费用，然后政府就要给处理电子垃圾的厂商办法许可证，然后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再利用的机制，这些厂商就会把垃圾回收利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摇篮到摇篮的计划。然后把电脑所有零部件带回厂里处理，就没有任何费用了。如果他们发现一船的电子废物，他们当然要带回去了，而且找到处理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进行再利用的话，费用可能要比运上船更高。

　　张醒生：在美国除了加州政府有这样的法律，其他洲有没有？

　　Margretj. Kim：是的，事实上在美国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不想说总统的坏话，但是我们的总统在环保方面确实不是积极的倡导者，但加州、纽约大概7、8个洲他们在环保方面都是非常积极的态度，而其他洲则是仿效者，联邦政府正是在后面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洲有电子废物的法，但我知道加州、纽约、明尼苏达都有。

　　张醒生：现在我们把话筒转向我们的听众，大家听完台上嘉宾的发言或者他们的观点，或者列举的一些事例有些什么问题需要互动讨论的，请举手。

　　提问：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NGO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在中国已经是绿色的，我是中国的永久居民，但是我发现在中国很难做到NGO的工作，因为政府有点限制我们。我想问一个问题，非政府组织到底在中国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把中国政府和企业联系起来呢？

　　Jill Buck：不知道您的问题我理解的正确不正确，就是您想问非政府组织如何在政府和企业当中搭建桥梁的。我想NGO的工作就是要进行宣传，比如我这个组织也是非政府组织，我们在美国成立的，我跟政府无论是洲政府还是联邦政府进行了合作，然后跟学校系统也进行了合作。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还有教师进行交流，但是这个项目也包括一些家长，我们也会接触一些家长，这样组织就可以把各方联系起来，一些私营领域的企业也愿意参与当中支持我们的行动。比如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市，是通过了我的倡议，制定了可衡量的目标，而且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路线图，比如需要多大投入、有多大收获，通过这样做，企业就可以在这当中投资实现本地或者地方政府的目标，然后学校还有私人领域有都参与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