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发展指数学术研讨暨发布会实录(9)

　　邱东：完全同意四位专家对课题组所做的评价。最突出的感受是在刚刚过完年之后搞这么一个发布会，可能今天是一个值得记录的日子，历史上南开的统计确实是影响了中国。刚才专家都提到希望做出一个品牌，确实是这样，由政府组织做出这样一个统计产品社会意义极大。一开始纪校长讲到，联想到中国人民大学办学的大的思路，能够开风气之先，我们能够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候，能够提出确实这个社会非常需要的策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思想，应该说是有它的时代意义。

　　时间关系，上面重复的优点不再讲。我想突出谈两点：

　　一点，因为中国的发展还是在世界的大的平台上，最近一本书比较热，叫《世界是平的》。有它夸张的地方，但是也有它确确实实有对的地方。既然中国是一个大国，逐渐是一个要负起责任的大国，它的测算国际比较性可能更重要。所以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同时要考虑世界。因为统计测度是一种语言，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够通用。联合国有它的人文发展指数，但是发达国家还有，其它国家组织还有其它类似的政策，我们的参照性，中国发展指数不应该仅仅是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一方面我们要考虑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对比性。所以能不能两套测度，人文发展指数的基本指标我们要参考，而且要分省的数据。其实应该由我们分省的数据和其它国家的数据，因为中国是一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大国，我们一个省跟一个国家比，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到中国国情，我们作为一个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它有它先进的地方，有它特殊国情的地方，做一个测度，这个测度会影响到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的指数，等于我们在参与测度规则的制定。刚才谢副校长指出欧盟在进行他们的测度的时候就注意到，不仅仅中学小学的就学情况，而主要考虑高等教育就学的情况，它在变化。所以，我们既要考虑到没有变化的情况，就是说现在通行的这套我们要跟它合并。另外，我们同时要搞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个数据处理起来不是很难，我们要拿出一套发展的。因为现在国际组织统计数据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不仅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利，同时对世界发展也有利。因为人民大学部仅仅是在国内要领风气之先，而且要参与到国际上的测度工作，等于我们在影响规则的制定，或者是在参与新规则的改进。这个课题报告是挺好的，就是在这方面，在测度的研究上，在人文，整个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测度上应该有一个可能更全面的综述性的东西作为这个研究报告的附录，这是我的建议。这样，别人看到我们的总报告，我们很多联想到的问题可以在附录当中得到解释。

　　同时比较性还有刚才专家提到中国的差异问题，谢副校长讲到组内差异，我很有同感。现在我们是以省为单位来比较，实际上是省内差距。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其实城市作为基本单位，这种测度、地区的比较更好。我是辽宁的，辽宁十几个城市之间的差异，我们讲欧洲和非洲的差异，太明显了。可能像重庆城区和它的刚划过去农村的差距是巨大的。所以，测度的基本单位究竟是省还是市，或者是省级市的区？当然有一个数据取得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考虑过这个东西可能会解释一些问题，袁校长谈到，尽管我们有些指标已经比较好了，但是我们177个国家我们仅仅排到80几，这在发达国家中并不是靠前的。有时我们改变了指标之后，对序列影响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能是会出现悖论。出现悖论再去解释悖论，等于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又深了。这是国际比较性的问题。

　　第二，方法论研究的问题。我看这个材料从方法论上定性，因为方法论是属于多种标准的评价，基本上是常规方法论。在分析结论的时候用到了专业性。因为国外专门做多指标综合评价比较少，都是带着问题来阐述。国内做这个比较早，我算一个，90年我博士论文就是做的综合评价，2000年苏为华，厦大的学生，他做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从专著角度来讲，这两本应该是摆在那儿是避不开的。方法论上有常规方法、模糊评判和多元统计，方法论上可能也要有综述工具作为这个课题报告的附录。刚才各位专家提到很多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方法库，我为什么选用这类方法，而且这类方法当中又有不同的方法，像多元统计，那里的方法太多了，模糊评判也是很多方法。像那里会涉及到指标选取问题、权数处理问题等等，比如合成。为什么感觉不一样？比如我们强调的合成方法就是强调均衡，稍微有一个指标单打一落后，就会把整个拉下去，和你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在方法论上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综述性的东西作为主报告的支撑，可能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在主报告里点一头，在那里再展开一下。这里争论的重点，一个是指标选取，一个是权数选取。其实何种方法，因为专业性比较强，一般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像指标选取，跟教育问题一样，谁家都涉及到教育问题，谁都能就教育问题跟你说两句。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像吴校长讲的，为回应争论做准备，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花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