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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解读
王振宇
积极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有质有效推进
2007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13.7万亿，而这次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0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高达4万亿，年均2万亿的额度是上次年均1300亿的15倍，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可以预见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据专家测算，仅今年第四季度增加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提前安排200亿元，至少拉动经济增长1.3至1.4个百分点。可以预见，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乘数”的作用下，维持一个较为合理的发展速度既现实又可能。
确保积极财政政策有质有效推进，是各级各部门亟须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一点粗浅的建议。
一合理把握积极财政政策的尺度。这里有三点需要考量，一是“量”上要控制，赤字预算的安排、国家信用的透支，一定要坚持审慎的原则，切实将发债数量控制在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决不能由此而形成风险，甚至危及国家财政经济安全。二是“时限”上要合理，积极财政政策属于短期化政策，一般以两三年期限为宜，若像上次那样长期化实施，就会背离国际通行规则，不但降低政策的作用功效，而且还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三是充分考虑到政策的“时滞”效应，积极财政政策同其他政策一样，完全释放其作用功效尚需时日，要在贯彻好“四字”原则快、重、准、实的前提下，有效克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问题。
二适度减税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扩张性财政政策包含着“加法”和“减法”两个方面。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是人们的惯性思维，也是通行做法，这样似乎是“看得见的手”，作用效果直接。而现实的情况是，公共支出的作用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弱化，甚至还会出现负向激励的问题。相反，采取适度的减税政策，由于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形成了税收“洼地”，就会出现大量的生产者、消费者、就业者，从而激活了微观经济运行的链条，带动了经济复苏高涨，而充足的经济活动行为又为组织政府收入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所以，当期的减税可能会带来财政收入的暂时减少，长远看积极的减税有利于涵养财源。要借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大力实施的有利时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积极实现我国现行税制的优化，消除税制设计上过分注重效率、强化聚财功能等缺陷，还原税收的公平、公正、中性特征，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注入体制机制活力。
三保增长与促发展二者不可偏废。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发展也离不开增长。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多年的实践证明，实现国民经济适度增长，对于化解结构调整、体制转轨中的矛盾和问题，改善民生，促进就业，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时我国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寓意就是要防止经济大幅回落，确保经济增长。但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增长要讲质效，并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不能片面追求数量和总量的扩张，更不能为了应对短期的金融危机而牺牲长期的发展。运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要把促进经济增长与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切实做到既拉动当前增长，又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四加强监管、提高效益是关键。增发国债，实行赤字的财政政策，花的是纳税人的远期税收，所以，花在哪？谁来花？怎样花？是民众最为关注的基本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构建一个阳光民主的分配机制、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科学合理的问效机制和责任追究的惩罚机制，防止“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审计、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各项支出绩效最大化。
积极避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的四种倾向
《环球时报》日前披露：国务院十大措施甫一公布，各大部门“积极”相应，新旧投资规划立即上报，许多地方政府、驻京办、驻部办、京内外企业闻风而动，国家有关部委门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借鉴1998年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此次扩张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下述四个问题上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并有效克服。
第一，避免审批经济的倾向。国债资金通常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下，采取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银行配套贷款、地方配套安排的运作模式，其实质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循着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又会在不知不觉中重新步入“审批经济”的怪圈。一方面，地方政府必然加速其“跑步进京”的努力程度，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另一方面，部门也会不断强化其“部门利益”。所以，要通过深化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有效避免这一倾向。
第二，避免重复建设的倾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启动一大批建设项目，除国家重大基础项目外，地方政府也将续建、新建一大批一般项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就是要加强项目的审查管理，严格执行国家限定或鼓励的产业目录，避免出现新一轮建设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的发生。
第三，避免挤出效应的倾向。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必然引起对民间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要防止该倾向的出现，一是政府性投资严格限定在公益性、基础性范畴，二是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功效。
第四，避免旧体制复归的倾向。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上，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偏重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政策偏重于政府的计划调节。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规模不加控制，就有可能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导致旧体制复归，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所以，要相机抉择、审慎灵活地选择财政政策的具体类型，努力营造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环境氛围。
(作者单位：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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