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博彩业

　　访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

　　本报记者 徐涛

　　《财经时报》：现在在中国，彩民在收入、阶层等方面的构成情况如何。

　　王薛红：我国彩民中，中低收入人群居多。其实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买彩票的富人偏少，中低收入者居多。但中国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流动人口买彩票的占比例比较多。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而且彩票的门槛很低，2元一张，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承担得起。

　　《财经时报》：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构。

　　王薛红：事实上，这其中有个误区：买彩票并不是投资的行为，而是投机的行为。一直以来，没有一种正确的引导，因而导致一些中低收入者过度购彩的行为。

　　准确的说，彩票是一个精神消费产品，买彩票是一个消费的过程。

　　因为更多的情况下，中奖的概率很低，就是在“撞大运”。因而买彩票更多的是享受购买过程中的愉悦的感觉，至于得到了什么，并不重要。

　　我经常拿看电影打比喻，看电影的过程中可能喜怒哀乐又哭又笑，什么都有。但这并不意味你出了电影院之后要拿着什么东西回家。但是彩票还有不同之处，电影是完全没有结果给你的，但是彩票可能会“天上掉馅饼”。

　　彩票业的投注基本就是撞大运的。当然其他博彩业有技巧的成分。例如竞技类的游戏，你对球队的了解、对球员的了解、历史上的战况等等，能提高自己预测的概率，娱乐场中的游戏也是可以控制投注额度和频率的。但是彩票没有这种可能，彩票每注就是2元，频率也是事先规定好的。你只有买和不买的选择。

　　所以彩民要保持一种平常心。政府和社会也要对之加以引导，否则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财经时报》：政府对此应该如何去做呢。

　　王薛红：政府首先是应该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例如游戏应该如何发展，体制如何转变等等。

　　从目前彩票业而言，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当然和其他的产业比，其总量并不是特别大。但如果把合法和非法的市场加在一起，消费群体非常大，市场也很大。

　　我们研究的数据显示，现在有将近上亿的彩民群体。当然实际的参与度可能比我们调查的数字更高。这个影响面是很广的。所以整个博采业是个很庞大的产业。

　　现在，体制如何转变是个关键。比方说，如何监督的问题。政府监督企业时，企业违规可以吊销企业的营业执照；但是政府监督政府能这样做吗？政府能吊销政府的执照吗？是撤销这个政府部门吗？

　　具体怎么做我们也在研究中。国外的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也都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

　　《财经时报》：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王薛红：我们之前希望在国务院下面建立一个彩监局，下设一个彩监会。彩监会负责制定规则规范；彩监局来发行。然后设立一个全国垂直的体系，就和现在的银监会、保监会一样。但是这种模式太过理想化。我们曾经在一个报告中提出这个方案，希望各方机构能接受，但是至少现在还没有被接受的迹象。

　　当然，现有的发行方式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例如规定体育彩票往竞技类方面发展，福彩往乐透、即开方面发展。都是国家在发行，都是在完成政府的任务，不需要两大机构之间这样的恶性竞争。如果发行主体是市场上的企业，那拼个你死我活的不要紧。

　　不过由于牵扯到利益的调整，因而现在要达成共识比较难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越宏观越好。因为中国那么大，不是所有的方案都能适用于全国每个角落。所以中央政府要决策的是最宏观的东西，要将那些和市场相结合的，和具体操作方案有关的，交给地方去尝试和决策。

　　《财经时报》：两大彩票发行机构还面临来自非法彩票的竞争，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王薛红：现在两大发行机构面临的压力的确都很大。一方面，两家发行的彩票比较同质，因而彼此之间竞争惨烈；另外一方面，“私彩”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很大，也给他们很大压力。

　　一个国家区分是否是赌博、合法还是非法，就看政府是否允许。政府允许的就是合法的。没有其他的区分标准。

　　地下的

　　其实我们的政策上可以对现有合法市场以更大的自由。“私彩”的那些优势可以吸纳到“公彩”中来。

　　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发行彩票20年，也就意味着中国“开赌”20年了。有了这个市场，人们有这个需求，限制是限制不住的。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通过非法的市场来满足。

　　人有赌的天性，只有将之纳入到合法之中来，政府才能对之进行监管，才能着手配合消除其负面性的措施。

　　现在只有正视我国有博彩业这个事实，才能从事前事后各方面去消除其负面性。在事前，只有将所有游戏纳入政府可控制范围，我们才可以通过各种技术上的设置，让彩民一次性投入不会过多等等；也只有正视其负面性，我们才能意识到在事后需要对那些染上赌瘾的人进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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