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玉良：10亿元的冒险

德国帕希姆机场候机厅仅250平米，像个大咖啡厅 王磊/图
庞玉良的老家——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庞庄 吴阿仑/图

　　一个向来低调的物流商人，一家鲜为人知的隐形公司，通过一起尚未成功的德国机场收购案，走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庞玉良，这个从河南农村走出的富豪，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人生轨迹？

　　自一位东德教授、原东德外交官克劳斯·格吕茨马赫尔(Klaus Grutzmacher)向庞玉良提到东德有一处机场要出售的消息后，河南商人庞玉良的命运便被改写了。

　　5月23日，庞玉良从德国帕希姆机场11家竞购买家中胜出。在他于郑州筹划举办的河南-尼日利亚拉各斯-德国帕希姆经贸洽谈会上，他与德国帕希姆机场拥有方——帕希姆县政府签署了机场收购协议。

　　庞玉良因此一下子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物流商人，他突然间暴得大名，被媒体冠以“收购外国机场第一人”的称号。庞玉良此后收购德国机场的每一步，从融资进展到接管机场的举动，一直处在媒体的密切关注之下。

　　在德国帕希姆县，庞玉良收购机场一事也成为当地人热议的话题。“该县只有2万人口。经济非常落后。当地人把庞玉良当作一个大救星。当地的报纸纷纷在讨论：买机场的3000万欧元到账后，可以用来干什么。”一位刚刚去过此地考察的上海商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位长期从事小五金进出口贸易的上海商人说，即便在帕希姆县，庞玉良也难寻其踪，异常神秘。“帕希姆县负责经济的官员也没有见过此人。”

　　在国内密集的媒体报道中，“隐形富豪”庞玉良也仍然是个谜。他的林德国际货运代理公司至今令人难窥全貌，甚至连行业协会都称“不了解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庞玉良本人对媒体也始终“三缄其口”，远在德国的庞玉良本来答应书面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但截至发稿时仍未兑现这一承诺。

　　但在采访庞玉良的弟弟、众多与庞玉良在不同时间段有过交往的人们之后，南方周末记者已基本可以勾勒出庞玉良及其公司的发展轨迹。

　　家中惟一的大学生

　　庞玉良的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庞庄。

　　庞小时候家庭条件艰苦，有三个兄弟及一个妹妹，庞在家排行老二，上大学前他的名字是庞金宝。他是在上蔡县的重点中学——上蔡一中读的中学。“我哥读中学时一直是班里的干部。他小时候有些贪玩，但成绩很好。”庞的三弟庞保收说。

　　“读中学时，他天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收听河南电台的英语节目，坚持了好几年。”庞玉良老家的一位邻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庞是家中惟一的大学生。他于1984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饭店管理专业。

　　据曾当过庞玉良的大学辅导员、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党支部书记贾增伦回忆，庞上大学最初两年成绩优异，后两年成绩有些下降，开始出现旷课现象，因为他“开始从事一些小买卖去了，比如倒点贺年卡在学校卖”。

　　“当年这个专业共有52个学生，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很听话，学习成绩是第一位的，但庞玉良已经体现出了在社会活动能力方面成熟的一面。”贾增伦说。

　　据贾回忆，庞玉良通过课余做生意，不仅可以不需要家里提供生活费用，而且还有闲钱用于旅游。“我记得，他和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去新疆玩了一趟。”

　　庞玉良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解决了北京户口，并与大学里认识的一位北京女孩结了婚，从此很少回河南老家。即便在庞做出收购德国机场的“惊天之举”后，他老家上蔡县县委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哪个乡哪个村的人。

　　“他偶尔在过年时回家来看父母一次，呆了不到2个小时就走了。”庞保收说。去年庞的父亲去世，他也忙得没有回家。

　　在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北京新世界饭店工作了两三年后，庞玉良选择了跳槽，进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中国部门，从事货运业务。在这里工作的五六年时间，为日后庞玉良自行创业打下了重要基础。一位熟悉庞玉良的人说，在这里建立的人际关系，是他日后货运代理业务的重要来源。

　　在听说庞收购德国机场一事后，庞玉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深感“惊奇”。“他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四五年前我还见过他，也经常听一些毕业的学生提起他，在他收购德国机场之前，我就知道他做货运代理做得还不错——在北京，像这样的人有很多。”

　　无论是老师还是同行，人们对庞玉良最深刻的印象基本一致——“遇事有主见、不人云亦云”。

　　挤进“全球物流网络”

　　1995年，庞玉良经人介绍，与一家挂靠在农业部下面的爱地货运代理公司开始了合作。庞玉良出任这家公司副总经理。这是庞玉良创业货运代理行业的起点。在当时，私人不能设立货运代理公司，而且货运代理公司必须拥有500万元以上注册资本。

　　据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副会长刘占芳透露，爱地公司是一个极有人脉关系的人运作成立的。但成立之后，创办者本人并不想介入公司运营，于是庞玉良及其合作伙伴得以介入实际操作。

　　直到2002年8月8日，庞玉良才在北京另外成立了一家林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并将爱地的全部人员转到林德旗下，完成了公司的改制。

　　庞玉良的主要创业伙伴有三人，其中有从惠普的物流业务部门跳槽过来的资深人员常崇青，任北京林德总经理；负责人事关系的人叫任永生，任北京林德法定代表人；一位主要的出资人叫王国冬，据称此人家庭背景极好，对公司的帮助极大，而且王国冬业务能力也颇强。庞玉良则以他的业务运作能力，以及娴熟的人际关系技巧，居于北京林德董事长之职。

　　林德总部设在北京通州一幢非常不起眼的小楼里。小楼的门卫说：“林德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办公。”他们的实际办公地点位于北京首都机场附近。

　　林德在国内的重点市场最初是北京。2003年前后，庞玉良又去上海呆了两年，重点发展上海市场。在这些市场，林德开展包机业务，将承揽来的货物塞进航空公司的定点航班。到了现在，华南如广州、深圳等地也成为林德的重要市场。“据我所知，前几年，庞在阿联酋也有着不错的业务。”一位熟悉林德的人说。

　　2005年，庞玉良将眼光对准了自己的家乡河南。在他的运作下，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开通了国际航线。大货机由新郑机场起飞，前往印度、孟加拉等国。并且在这一年，林德在郑州也开创了一天高达六七个国际货运航班的纪录。

　　关于林德的真实运营数据很难获取。有一个数据是，2004年林德的营业额为3亿元人民币。“货运代理行业是为货主服务的，现在价格战打得厉害，利润很薄。”一位经常与货运代理打交道的外贸商人说。

　　据庞的三弟庞保收介绍说，庞玉良在2005年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原因是“国内竞争太激烈了”。庞保收本人就在林德郑州分公司打工。

　　“国内竞争激烈”根源于2004年商务部放开货运代理市场，货运代理公司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此后，大量新公司蜂拥而入，行业利润急剧下降。在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备案、企业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国际货代公司，目前就有6000家之多。

　　其实在开拓海外市场之前，林德就已经拥有大量海外合作伙伴，比如阿联酋航空、英国MK航空等。2005年以后，身为林德董事长的庞玉良由北京转战非洲，并长驻尼日利亚，开拓非洲的货运市场。林德另一位重要干将、身为公司大股东之一的王国冬，则负责开拓位于中东的迪拜市场。

　　有过外企工作经历的庞玉良没有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开拓海外市场，而是选择了加入全球物流网络。

　　全球有很多自发组成的物流公司联盟网络，由一位美国人发起成立的L.I.N.K.(“全球物流网络”的英文缩写)就是其中一家，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拥有联盟成员。林德努力成为了L.I.N.K.在中国的联盟成员。在这个网络系统内，实行信息资源共享，每一个国家只吸收一个成员，并号称在全球范围内，所有的联盟成员都为客户提供品质相同的标准化物流服务。

　　2005年，庞玉良在北京为L.I.N.K.组织召开了它的第12届年会，并邀请媒体出席。对于一向低调行事的庞玉良来说，这是他少有的高调举动。

　　有趣的是，庞玉良将林德公司的英文名注册为linkglobal，与L.I.N.K.联盟的英文名几乎混同，而且林德公司的网站名与L.I.N.K.联盟的网站名仅仅只是一级域名com与net的不同。

　　“庞玉良曾说过，林德在九十多个国家五百多个城市拥有物流网络，我问过他，是不是将L.I.N.K.的网络也算在内？他说是的。”一位与庞玉良非常熟悉的人说。

　　 “隐形公司”的实力悬疑

　　尽管庞玉良在货代业打拼多年，但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林德在这个行业仍然像是一家隐形的公司。林德公司的网站自称是“全球知名的第四方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所谓第四方物流，就是为第三方物流机构——掌握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专业运输公司——揽活的代理性机构。在国内，它们有一个更传统的称谓：货运代理。

　　“我问过一些航空公司的人，都不知道林德。”春秋航空公司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位长期在上海浦东机场从事集装箱运货出境的外贸商人说，他经常选用的货运代理企业有七八家，但没有林德。“庞收购德国机场后，我也向行业内的朋友们打听，他们中有些人听说过林德，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林德。”

　　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每年进行一次国际货运代理百强评选。林德也没有上过榜。“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参评过。”该会副会长刘占芳说。

　　虽然很早就是私人朋友，但刘占芳对庞玉良公司的具体运营情况却不甚了解。“他们非常低调，协会的活动他们从来不参加，他们也不向协会提交业务备案，我们不掌握他们的具体经营数据。”

　　活跃在北京、上海机场的民营货运代理公司，为行业人士所熟知的，有新时代、天宇、康捷空、陕西捷迅等，但没有林德。“在这些地方，它的业务量应该不是最大的。”一位行内人士说。

　　这家公司究竟有多大实力？从它近年来的业绩来看，情况并不乐观。

　　林德在2005年进入郑州后曾创造了堪称辉煌的业绩。在林德的货运量带动下，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当年的货运量在全国机场中，由接近末端的位置，一下子跃升为第7名。

　　但在2005年之后，林德在郑州的业务量一落千丈。“2005年高峰时，林德在郑州机场一天要走六七个航班的货，现在一周甚至两周才走一个航班，而且还是小航班。”一位林德郑州分公司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2005年高峰期时，林德在郑州的分公司有一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十多人。在一些高级饭店设立的业务点也撤除了。“去年我们在郑州亏损了几百万。”林德郑州分公司内部人士说。

　　谈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林德郑州分公司内部人士说，大概是从郑州机场2006年换过新领导后开始的，“原来林德和机场的合作配合得非常好，出货、报关各个环节特别顺利。新领导来了后，感觉处处都不顺利了，机场、海关层层设卡，进行检查。”由于这个原因，林德将很多货运业务转移到了别的机场。

　　2006年上任的郑州机场现任总经理岳文海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更愿意将这个变化说成是市场竞争加剧的结果。“开始时林德做得很好，看到它做得好，其他公司也都进来了，挤到了一块，中国大公司太多了。林德有林德的难处。我们是很支持它的。”

　　一位对河南交通、航空领域很熟悉的河南本地记者说，郑州机场新任总经理岳文海代表了省政府的改革力量。与前任机场总经理相比，岳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派。“很多方面他都进行了改变，也引发了不少意见。”

　　对于收购德国机场一事，很多林德内部员工也感到惊诧。“庞总收购德国机场，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位林德北京总部的人员说。

　　一位在林德北京总部工作时间超过两年的员工说，在“突然具有这么强大实力”的林德公司，他没感觉到这两年公司内部有什么变化。“待遇、福利条件照旧。”

　　困难重重的机场收购案

　　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开辟一条空中物流走廊，并利用德国机场的保税经济合作区，为中国产品提供一个贴上德国品牌标签的机会，庞玉良对经营德国机场的这一构想，对很多中国生产型企业来说，的确是个巨大诱惑。

　　一些做外贸的商人甚至闻讯前去考察，比如在上海从事五金行业对德贸易的王磊，就专门花了两天时间前去考察帕希姆机场及当地环境。

　　“中国的产品在德国贴上德国制造的牌子，然后返回中国销售，或者运往世界别的市场销售，的确可以为中国产品创造二次生命。”王磊说，“如果庞真的能够吸引100家中国企业来这里建厂，这还是个相当可观的行为。”

　　不过王磊在考察完帕希姆机场后认为：“机场建设及运营的盘子太大。我佩服庞的魄力。但区区1亿欧元的购买及建设费用，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除非庞的背后有财团在秘密支持，否则，即使购买下了机场，后面的运营也会困难重重。”

　　这位对德贸易经验丰富的商人说，就算庞将机场物流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由于它的货运价格会比附近的

汉堡、柏林两大机场更低，使这两大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很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残酷打压。“这些垄断集团，随便给你挑点毛病，比如在航空安全方面举报你，就会让你吃不消。”

　　更大的困难来自运营成本。庞玉良在德国发布的机场运营计划称，要在3-5年间，将机场雇员由现在的26人提升到1000人。“这是个很夸张的计划，1000人在德国算是大企业了。帕希姆县总共也只有2万人口。1000名雇员一年的工资福利成本粗算下来至少得3000万欧元。林德是否承受得起？”王磊说。

　　据悉，庞玉良在签署机场收购协议之后一度打算到他所熟悉的尼日利亚寻找银行支持，但并不顺利，后来又返回德国，寻求当地金融界的支持。

　　收购协议规定，庞玉良的3000万欧元款项须于今年7月1日前到账。但据王磊向帕希姆机场总经理赫曼·厄托询问时了解到，这笔款项在7月1日并未到账，将推迟到8月份支付。但从7月开始，庞要每月支付16万欧元的机场运转费。

　　而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商务部还没有批准这项收购。“这是个严重问题。”王磊说。

　　另外，作为一个制造业落后的贫困区域，在帕希姆机场开展的货运业务量，是否能够给机场带来利润，也是一个未经验证的谜。

　　这一计划能否成功，还在于帕希姆-郑州的国际直航航线是否能够如愿开通。“国际航空安全管制是非常复杂的。汉堡-上海航线经过很久的酝酿，也迟迟没有开通。”一位航空物流领域的人士说。

　　“走廊”的另一端——河南郑州的合作态度也异常关键。据庞本人称，河南省及郑州市对他给予了全力支持。庞也在最近宣称，林德总部将由北京迁至郑州。

　　河南省商务厅及郑州新郑机场管理层均不愿意对南方周末记者具体谈及与庞玉良的合作。谈到与林德的合作，新郑机场总经理岳文海今年6月中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

　　至于林德公司曾对媒体高调提及的林德与郑州机场在2006年开始合建的郑州跨国物流港，岳文海最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还只是一个概念。”

　　5月23日由林德筹备、在郑州召开的“河南-尼日利亚拉各斯-德国帕希姆经贸洽谈会”，据悉原本有一位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出席，但后来临时取消。出席过该会议的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戴松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只是奉厅长之命去参加这个会，不好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