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17亿 投资新农村

　　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1/5的人口，被视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现在，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有可能创造另一个更伟大的奇迹：让8亿农民富裕起来。

　　这很可能是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挑战。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一些专家看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信号。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基本上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发展到现阶段更加强调社会公平。“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确定的这个大思路，如今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5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并正在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的投资者。但在这个大背景下，“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入世后，食品进口的增加对中国农产品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分散经营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政府补贴”的国外对手相比，是一种很不对称的竞争关系。

　　在经济学家看来，“三农”问题源于“4个比重”持续下降：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下降，农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仅“十五”期间用于“三农”的财政资金就高达1.13 万亿元，每年以17%的速度递增。

　　2006 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预算支出达到3397亿元。2007年，中央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达到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520亿元，增长15.3%。

　　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公共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无疑都为农村地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投资基础。

　　摆在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分散的农户生产方式如何向集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变？在此基础上，如何重新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构成农业生产力的各项要素如何平稳合理地重新配置？显然，由于国家、地区之间的客观差异，对这些核心问题的回答，也许并不存在一套标准答案。

　　必须指出的是，不应该把8亿农民看作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包袱或障碍。在广大农民中间，蕴藏着惊人的创造潜力。不管是1978年底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实验，还是如今的华西村、南街村等一批现代化新农村，都是中国农民创造力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动反映。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如何彻底激发农民的创造潜能，也许是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的一把关键钥匙。

　　在新著《中国崛起之路》中，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胡鞍钢认为，根本途径是加速城市化。这将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涉及10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

　　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将如何推动解决“三农”问题？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如何把握大局和方向？为此，《中国投资》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杜鹰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马晓河副院长，两位领导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权威解读了新农村建设投资大计、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等重要问题。《中国投资》的记者还深入北京、四川、浙江农村，细致解剖新农村建设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