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全球化棋局：中国策

　　中国策

　　我们正身处的“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迈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台阶。这是一国国民财富增长步入良性循环的关键时期，但同时也是发展中社会矛盾很不稳定的时期。与此同时，未来15—20年，世界大战难以发生，大规模外国入侵也很难出现，外部环境总体对中国有利，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因此，中国需要千方百计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为此，一位高层智囊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面，要注意从下面五个方面进行战略考虑。

　　其一，重视和加强中国正面的大国形象建设。一个有志于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总是努力塑造自身的良好国际形象，使自己被看作是一个不负众望的新型大国。比如，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大力相助，极大提高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更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现代跨国价值观念的建设方面。他所称的现代跨国价值观念，根本范畴是“自由”、“社会正义”、“生态保护”和“经济成长”。“很明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内，但现在从政府到舆论，中国人越来越感觉到这一成就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损‘社会正义’和牺牲‘生态保护’为代价的。”他说，“严格说，我们现在对跨国价值理念方面的贡献，仍大不如过去的英国人、美国人和十月革命的苏联人，也不如20世纪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大兴起和毛泽东时代。”

　　该智囊人士指出，在这方面，当今中国面对的历史性挑战在于，“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较大的国际和跨国适切性和创造性的‘北京共识’”。

　　“我们最终将发觉，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能否经久保持为世界强国，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地应付这一挑战。”他说。

　　其二，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旗帜。上述人士分析说，“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究竟要在世界舞台捍卫什么样的价值？仅就经济领域来说，我以为最响亮的口号、最有感召力的旗帜、最令人信服的逻辑，似乎首推自由贸易主义与全球联邦主义。”

　　他强调：“我们崇尚的不是那些半截子的自由贸易主义，而是彻底的全球自由主义，它不仅包括贸易自由和资本自由，而且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我们总在谈天下大同，而天下大同的经济内涵之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种彻底的全球自由主义。”

　　“因此，如果我们推想将来全球经济关系的话，我想中国应该是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文明。”他告诉记者，“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浪潮。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人和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西方人能够携手共同捍卫这些原则。在我看来，市场交易、自由贸易原则将来可能是保障世界和平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三，大力发展高科技，积极推动中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升级换代。对作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绝大多数“边缘”国家如果拒绝接受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好像又实在没有出路；但另一方面，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去，被迫接受“中心”定义下的于己不利的规则，自身的产业结构就逐渐被国际分工所锁定，越是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其经济就越是依赖“中心”，结果“边缘”和“中心”的相对差距可能越拉越大。

　　对中国而言，最可怕的结局恐怕莫过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被现行的国际分工固定于金字塔底座。“美国为什么能够长久称雄世界，主要答案就是其在20世纪始终在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成就所带来的冲击。2004年12月份，美国《商业周刊》在题为《中国价格》的专题报告中指出，“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高科技相结合，美国就要出大问题。”

　　其四，必须在制度层面构建真正有效且统一的国内市场，加快“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内容是科技发展，而科技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有效且统一的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就无法保证持续有效的驱动力。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打碎国际分工怪圈，也在于建立起可依靠的国内市场。

　　比如，美国保持其竞争优势的秘密武器不仅仅在于钱，而更多地在于聪明的钱，即投资于科技发展的资金是由那些懂得开创性技术的巨大潜力，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去主导世界市场的人提供的，而使普通的“资金”变成“聪明的资金”，正是因为有一个多层次、竞争性、分工明确且有效运转的金融市场。

　　与有效且统一的市场相对应的，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1月底，上海“两会”召开，相比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只用36个字讲政府工作不足，今年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则用了9页之多谈政府自身的建设。上海各界代表对政府权力的边界与职能问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思热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重新看待“强政府模式”。

　　上海强政府发展模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上海快速发展的成功所在。“强政府的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海市社科院一位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但随着市场建设的深入，特别是上海社保案的发生，强政府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

　　“强政府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不清晰，容易越界。究其根源，还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政府能力越强，对权力的要求就越大，而监督力量又太薄弱。”他就此强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上海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是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大势所趋。

　　其五，把扩大内需置于战略位置加快推进。为了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及时地通过解决国内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从而有效地扩大内需，已经成为

　　这是一个在多跑道上与时间的赛跑。如果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重大危机之前，在国内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急剧增加之前，就完成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变，不仅会减轻本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减少与此相伴的风险，并通过进一步增加进口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而且还会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珍惜赢得的每一分钟，真正下大的决心，走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