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全球化棋局：全球化下的中国

　　全球化下的中国

　　在秦亚青看来，“9·11”事件以来的5年中，全球更显著的变化应该是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以年均10%的速度发展，这本身就是国际形势中的重大发展。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国际政治专家普遍将中国定位于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之间。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主要是机遇。”他分析说，仅就经济领域而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中国与美国一起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东亚各国的发展，包括日本经济的复苏，都与中国强劲的拉动力有关。比如，中国的大市场和稳定的国内环境吸引诸多跨国公司的外资投入。在朝核问题、反恐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地区一体化等安全领域，中国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影响力上升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发展模式。”秦亚青告诉记者，中国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这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原《时代》周刊国际报道主编库珀·雷默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出所谓“北京共识”，并更进一步提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一时间仿佛中国不仅成了国际社会学习的“好榜样”，而且也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应该顶礼膜拜的对象。

　　“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改革与开放二位一体。中国的改革，不是封闭环境中的改革，而是全面开放中的改革。改革的成功促成了开放，开放的成功又为改革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强劲动力。”秦亚青指出，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充分估计中国对国际社会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迅速发展这一事实本身也会对国际体系产生压力。”秦亚青具体分析说，一是对国际体系实力结构产生压力，亦即中国作为上升中的大国，会改变地区和世界现行实力分配的格局，尤其是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上升的时期，这种情势会更加明显。

　　二是对国际制度体系产生压力。在一个大国迅速发展的时期，可能引发这个大国怎样对待国际制度体系的疑虑。国际社会存在没有政府的治理和没有政治权威的规则，大国崛起之后，是否会以新的方式和新的制度来替代现有制度，从而根本改变国际秩序，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主要疑虑。

　　三是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压力。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在自由贸易、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会有竞争；在中国与发展中大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但也存在竞争。比如中国与印度在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上比较优势趋近，中国与巴西的初级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等。中国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主要表现在国际生产分工链低端或较低端的竞争。

　　四是对环境和资源产生压力。虽然中国经济只占全球经济的5%，但能耗是全球水平的3倍，石油消耗超过全球7%，原煤消耗超过世界的30%，钢铁消耗约占世界30%，水泥消耗约占世界的45%。结果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氮排放国，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70%河流和湖泊危急。国家环保总局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2020年中国污染排放量将翻两番。

　　与此相对应，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风险。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教授高柏从外部视角告诉《商务周刊》，首先，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过强。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美贸易总额占中国GDP和贸易总额分别为10%和15%。“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结果是，如果美国经济有波动，或者中美关系出现大的变动，中国的出口将受到沉重打击。”他说。

　　第二方面的风险在于，中国建立世界工厂的模式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

能源。“这就使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突然觉得，迫切需要获得资源的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从近年来日本和俄国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的种种博弈可以看得很清楚。”高柏指出，国际政治由所谓的现实主义理论指导，即一方的强大意味着另一方的受损。这样，国际上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要求实现

人民币升值和汇率体系变化的政治压力肯定是越来越大，所谓中国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掠夺资源的“中国威胁论”总是存在市场。

　　第三个风险在于中国GDP对国际贸易的依存率。我国外贸依存率从2002年的49%已经上升到了2006年的近66%，其中2004年这个数据曾高达70%。这一方面反映我们的经济高度开放，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国际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

　　这样一来，从世界和中国两个角度来分析，大致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发展环境“局部问题较多，但总体形势有利”，发展方向“细节有待完善，战略要稳定持续”，发展模式“亟待全面创新”，而发展成功的保障，则是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需要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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