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需要更多的表达

　　本报记者 谷重庆 实习记者 王 露

　　今年1月，中国的进出口总额高达157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5%，不但绝对值高，而且增速迅猛。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奇迹”已经不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奇迹之后的世界将要如何变化才是众人的关心所在。

　　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中非论坛的召开和中国维和部队的派遣等现象预示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正在发生着深刻而细致的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并没有消失。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过去管好自己、自主发展的韬光养晦的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必要，而世界也存在着应该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发展的中国的问题。

　　在这两方面，世界和中国都存在着诸多的误读。

　　除此以外，当人类面临着全球变暖、核不扩散和全球金融危机等新挑战的时刻，中国究竟应该如何更加有效的融入国际社会，并发挥与其身份相当的作用和角色，这无疑是关乎中国甚至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为此，我们最近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著名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也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思想库)的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请他来谈谈自己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1. “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

　　如今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21世纪面临着很多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主义者的观点。

　　《21世纪》：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最近谈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件将是中国的崛起。您怎么评价这个看法呢？

　　李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萨默斯他代表着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的看法。但是，我想他也会认识到这个崛起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的，在微观的崛起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从总体来讲，萨默斯的很多想法可能跟以前19世纪、20世纪的观念一样，还是世界格局以大国崛起为主要内容，所谓霸权国家的交换替代等等。

　　但是如今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21世纪面临着很多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主义者的观点。就是说面临着全球性的问题，包括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的问题、传染病的问题，也包括全球变暖的问题、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这需要世界各国更多地强调合作，尤其是大国，也就是“大国责任”，这也是原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曾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美国副国务卿，现为高盛集团副董事长)所说的，大国应该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21世纪》：这种全球主义的看法似乎和中国学术界的看法有点不同？

　　李成：中国有部分学者对西方社会可能有一些误解，他们认为西方的政界、学界或者民间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我想这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重大的变化，总是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挑战，一种威胁；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美国人也意识到，包括克林顿总统经常讲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在逐步下降，如果还是以霸权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美国的利益是一种损伤。实际上克林顿代表的是美国知识界。

　　但是在中国这种呼声并不强烈。中国的大学大多数是近亲繁殖，真正开放的引进西方人才的学校非常少。而这方面中国知识界的观点比较狭窄，所以全球性的眼光也比较弱，更多地是带有国家利益的眼光。当然美国也存在带有国家利益的眼光，但是在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更多的都是在强调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问题。如果不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全世界的利益。

　　《21世纪》：您说要以全球的眼光看待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但中国近代史似乎告诉我们，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在国际社会立足都是颇有困难的，在今天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是否有点不切实际呢？

　　李成：单纯的来讲，这种认识是令人遗憾的。当然西方社会有一些人是希望遏制中国的，但到底占多大的比重并不清楚，即使布什总统周围的人也意识到遏制中国已经太晚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不是美国利益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多是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事务有责任心的大国，就像佐利克讲的那样。据我所知，很多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是带着善意的，如果你觉得这些批评大多数是恶意的话，那是一种误读。

　　同时，中国有很多人批评布什的对外政策，但是美国知识界对布什的批评是远远高于中国的，布什现在的民间支持率只有20%多，而在美国的知识界，可能连10%都没有。而且美国知识份子非常强烈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最近几年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犯了太多的错误，有很多问题是美国要负责任的。

　　现在中国的思想界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来讲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中国曾经被八国联军所侵略，遭受过日本侵华战争的蹂躏等等，这些观念都是准确的。但是，这个世界现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要往前看，如果太多孤立地考虑民族主义，只会损伤中国的利益，短期来讲会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长远来讲，也是跟世界整个的发展、全球的变化相违背的。我们知道中国是有世界20%的人口、7%的可耕地、3%的森林、2%的石油和1%的天然气，而且很多矿产物资在未来20年中就会大为地缺乏，这都需要跟世界合作，而且中国企业逐渐走出去，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必须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与世界各国更多合作的。

　　《21世纪》：但经常感觉国内外的看法很不一样，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外汇储备都购买了美元资产，甚至是美国国债，这相当于借钱给美国人消费，可是美国还在施压，批评中国。

　　李成：首先要指出的是确实西方的很多批评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的出口为中国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其实现在很多贸易问题是中国自身结构上的，但西方认为中国政府对贸易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如果双方带着这样的思维方法来处理摩擦，那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我觉得更好的方式是双方在认识上都做一些调整。

　　中国外贸的依存度太高，更多地应该是促使国内的需求增长，同时通过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社会领域当中有更多的投资。那样外贸方面可能会减少压力，但是矛盾的是中国又不能完全形成消费型社会，那会带来很多资源、能源方面的问题。在矛盾的处境中应该怎么做？再举个例子，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是中国政府在去年夏天做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但如果你不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而走出去的话，会碰到太多麻烦，可能真的在经济上被打败了以后还不知道为什么被打败。怎么做呢？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西方的社会，它的整个经济的运转过程。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经常见中国的代表，有时候很惊讶，没有讲到什么，就有一些人开始批评美国了，就像美国的很多国会议员一样，也是不了解情况就指责起来。实际上美国的行政部门对中国的批评不会特别多，现任财政部长对美国和中国都很了解，他的看法往往是有道理的。很多时候对美国的批评如果有道理是可以讲的，但一概而论地批评只会给中国带来损失。“为什么老是骂中国”，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西方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

　　2. “同一个世界”

　　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不是以前的零和游戏还适合于今天的社会，这是两个关键的问题。

　　《21世纪》：在今天全球格局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依然保持了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结构，这两个结构之间发生了种种的摩擦，那么您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怎么样？

　　李成：我不想说得太远，所谓自由主义派的观点，就是国家不再重要，这个事情现在还很难看出来。一方面国家可能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分配当中，由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国民的收入就会提高，所以发展还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虽然跨国公司在不断发展，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系统。我想现在讲民族国家不存在还为时过早。

　　但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很明显的，比如欧盟，欧盟就是通过它对本身很强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发展起来的，德国、法国本身就带有很多的民族仇恨，但是现在谁也不会讲法国和德国还会战争了，因为两国通过经济一体化正在逐步实现政治一体化。

　　不过，全球政府可能是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因为它可能更多地变成官僚主义。但是，一定结构上减少民族国家的成分，然后来减少自己的发展给别人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因素，是需要的。这方面的例子不仅是欧盟，还有东盟，东盟一开始是被安全问题所左右，后来又变成了经济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体化。但是欧盟、东盟或者其他的一些经济结构，目前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结构，改变民族国家的结构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很多不同的国际组织都在运转着，可能到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因为面临着经济、环境、能源、战争、反恐等全球问题的需要，使各个国家走到了一起，这种运动始终在不断进行当中，实际上中国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是一个全球观念的体现。

　　《21世纪》：我们分析全球化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以世界贸易总额对比的话，1870～1913年是全球化非常快的时期，但随后一战、二战以及冷战使得全球化严重的萧条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延续到今天。所以在面对未来的问题上，您认为全球化是否会发生逆转呢？

　　李成：现在已经在往下落了。我觉得全球化可能出问题的话，要有很多的因素。单就经济来说，它本身会不断的调整，而且现在关于经济危机的预示系统和警示系统都非常专业化，可以避免这方面的可能性。我觉得全球化出现危机的话，可能是一连串的其他问题，比如说战争，然后大国之间的矛盾又无法妥协、调节，最后导致危机。但现在讲这方面还为时过早，我们还缺乏证据。当然，担忧是对的，但是我想正因为这样，所以更多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不是以前的零和游戏还适合于今天的社会，这是两个关键的问题。

　　《21世纪》：虽然很多全球化问题需要各国协作，但是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存在很多不容乐观的问题：比如联合国的权威作用在弱化，美国和英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就发动伊拉克战争，《京都议定书》美国拒绝签署。还有像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有人希望能够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但却发现可能比较困难。那我们如何真正在全球范围实现重大问题的协调呢？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中国应该发挥怎么一种作用呢？

　　李成：我认为，从长远战略来讲，中国应该更多地强化联合国的作用。总体来讲，美国人对联合国不太尊重，尤其在政界，但是学术界始终有一种倾向，就是强化联合国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美国的争论是很长时间的，现在还没有结束。如果带有全球主义的观点，自然会更多地主张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就中国而言，首先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这方面应该起更多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联合国的作用和世界政府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它本身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协调和对话的机构，所以更多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我觉得会很有意义。

　　3. 全球主义的心态

　　中国应该更多的表达自己在世界外交上遵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这方面要更多地讲。

　　《21世纪》：如今中国的很多内部问题已经与全球有了紧密的联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可能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我们的官员大多是在国内的系统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却需要在全球角度中去解决很多重大的问题，那您怎么看呢？

　　李成：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长大，在西方搞政治学研究的人来讲，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用西方学术界、政界所了解的语言来解释中国的情况，解释中国未来的途径，为什么它对世界不是一个威胁，为什么它主要的问题还是考虑自己国内的问题，它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等等。但是，中国太多地依赖于世界的经济，尤其是出口，世界的经济危机很快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问题，从长远考虑，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多的表达自己在世界外交上遵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这方面要更多地讲。

　　《21世纪》：但中国这几年不是提出了和平发展、和谐亚洲吗？另一方面说，世界也应该对中国抱有一定的耐心啊。

　　李成：你说世界对中国要有耐心，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否则别人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对世界是一个威胁，但是你需要说服别人。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么快，而中国未来有很多的矛盾，例如资源的、人口的、老龄化的，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需要解释，不能回避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我对西方社会没有批评，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性的问题，但如果民主党上台，我想它会改变一些政策的走向，克林顿和布什在外交关系、外交政策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世界的反美情绪很厉害，但那时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的。你觉得世界各国是在中美之间取舍吗？我觉得不是这样，他们对两个国家都有担忧，但是担忧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不太尽如人意的，就像我的朋友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曾著有《北京共识》——编者注)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形象(Image)是中国未来在发展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障碍。

　　《21世纪》：现在世界面临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中国也面临着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去重新审视自己，对于未来的趋势您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李成：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中国在世界会起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方面有很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在互动中给社会带来灾难。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世界要接受中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大国的现实，有很多人对此不接受。但是对中国来讲要更多地避免一种自大的心态，尤其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自大心态，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全球主义对中国显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