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浦铁路之铁道游击队

　　文/尹永铸

　　“王强”之子

　　津浦铁路，枣庄站，阴雨绵绵。

　　55岁的王金国，《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的原型王志胜的儿子，将拿着伞柄的手换了换，与我握手。这是一只粗短而强壮的手，与我想象中的他的父亲——那个在铁道游击队一直任副队长的城市手工业者的手掌，应该是一样的坚硬。

　　铁道游击队的准确称谓是“鲁南铁道大队”。当年，这支抗日战争中的特种部队，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

　　抗战爆发前，

枣庄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重要的能源重镇之一，拥有全国最大的华资煤矿——中兴公司。1938年5月，日军占领枣庄，在此驻扎一个团的兵力，大肆采煤。

　　枣庄聚集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与此同时，失业工人也大批存在，他们衣食无着，流浪街头，便三五一群地吃上了“两条线”(铁路)。经长期磨练，他们能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无论火车上有什么货物，只要他们能掀动，就掀下去换钱。

　　正是由这些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们组成的鲁南铁道大队，与日军周旋了七年之久。1945年10月，在枣庄和临城的1000多日军向这支不足百人的非正式武装投降。这是有史以来军事受降中十分罕见的一幕。

　　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见面前，王金国曾在电话里说，他与父亲王志胜长得很像，都是矮壮的身材，脸盘也差不多。将他与王志胜的老照片进行了对比，真是惊人地相似。

　　他带我来到枣庄火车站，站在货场斜对过一处破旧的洋房前。在这所曾经名为“正泰洋行”的老房子里，洪振海、王志胜等进行了组建情报站(鲁南铁道大队的前身)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一次成功的奇袭。

　　经过很多小门头房，我们绕到洋房的后墙。

　　“这就是第二次夜袭洋行时挖开的那个墙洞，当时没想到墙那么厚，从擦黑一直凿到后半夜。怕声音太响，用棉袄包着钢钎凿的。我父亲第一个钻进去，那时他钻墙洞还没经验，头在前屁股在后，后面的人着急，一推就把他推进去了。‘呯’的一声，掉到里面的澡堂子里，大冬天的弄了一身水。”

　　他父亲玩了个恶作剧，没把这事儿告诉后面的队员，结果每人都弄了一身水。

　　“我给你讲讲我父亲和洪振海第一次打洋行的故事吧。这段故事很少有人知道，小说里没写，电影里也没有，父亲生前经常讲给我听。”王金国说。

　　夜袭洋行

　　1938年初冬，父亲与洪振海(洪是鲁南铁道大队第一任队长，与第二任队长刘金山的名字合为小说中的“刘洪”)——两人都是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副排长——经过短期特工培训后，悄悄潜入枣庄。两人以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为据点建立了秘密抗日情报站。一天，情报站接到地下交通员刘景松送来的军区命令，搞两部电话机供我军窃听敌情。

　　父亲当时在铁路的货场上给日本人打零工，以作为掩护，他知道哪里可以搞到电话机。在他的建议下，两人把目标锁定了“正泰洋行”。父亲每天都要到掌柜的那儿领活儿，常看见他们对着那玩意儿哇啦哇啦乱喊。

　　这是由三名日本伤残军官任掌柜的洋行，卖些布匹及日用品，后来(第一次打洋行完毕后)他们才发现这实为一个日本特务机关。

　　“大掌柜的屋里有两部，可是三个掌柜不住在一起。”父亲说。

　　“他们分开住还真不好办，咱们两人就一支手枪。”洪振海说。

　　这时候父亲突然想起一个人，宋世久，国民党一个司令的警卫员，台儿庄打完，国民党部队撤退，他没走，留在了老家枣庄。他有两支驳壳枪。谁都知道他抽大烟，再多的钱手头也紧巴。

　　“四哥，我昨天到洋行去领活儿，看到大掌柜正在点钱，一皮箱。”父亲端起酒盅，凑到宋的跟前说。很多人都叫宋世久四哥。

　　宋世久两眼放光，-地一声干了酒。洪振海就和他商量分成的事。

　　“必须二一添作五，我要出两支枪呢。”宋世久说。

　　“三一三剩一还差不多，平均分，我们出两个人呢。”宋振海说。

　　这时候，父亲就开始和稀泥了。

　　“要不这么着吧，四哥，”父亲说，“你拿四，我和洪哥两人拿六。”

　　宋世久答应了。他们决定晚上九点在陈庄东桥头上集合，一起动手，完事后在西郊沙河子庄老井旁边碰头。

　　陈庄在道北，洋行在道南。看到三个人走过来，一个站岗的伪军喝道，“干什么去！”父亲说，“洗澡去。”洋行旁边有个澡堂子。那个伪军认识父亲，就放他过去了。

　　洋行四门大开。根据桥头上的计划，洪振海打大掌柜，宋世久打二掌柜，父亲打三掌柜。

　　宋世久提前打了。听到枪响，洪振海也开枪了，这时候父亲还没摸到三掌柜的门口呢。父亲紧跑两步到了三掌柜的屋里。

　　三掌柜听到枪声，用被子蒙头滚到床下去了。三掌柜成了一个茧子，分不清头和屁股。炮楼上的重机枪响了，像炒豆子。父亲把枪顶在三掌柜的身上连开三枪，就跑到大掌柜的屋。他看到洪振海抱起电话机就跑，差点被线绊倒。父亲把电话线薅断，自己也抱了一部电话机，撒腿就跑。

　　那时的电话铃是铁皮做的，一戳就叮当乱响，跑得越快就越响，日本兵循着声音在后面猛追。父亲说，脱下棉袄包着电话机跑。

　　跑了两公里，两人终于跑到了老井，把日本兵甩开了。父亲看到洪振海手里还拎着一支步枪。

　　“怎么才来，我都抽了一支烟了。”宋世久看到两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上来给他们递烟。

　　两人瞅了一眼那皮箱，居然没开锁。宋世久还真守信用。

　　“拿电话机干嘛啊，又不能卖。”

　　“看着这玩意儿好玩。”洪振海说。

　　宋世久砸开皮箱，愣那儿了。里面一分钱也没有。只有几张照片，一盒雪花膏，几双丝袜，两双八路军的草鞋，还有一摞纸。

　　宋世久不干了，要翻脸，想跳圈，父亲灵机一动：

　　“四哥，你见谁把钱放到桌子上？”

　　“唉呀，光顾着喝酒了，真没想这事。钱都放在床底下嘛。”宋世久拍了拍脑袋，后悔不迭，“你们得把皮箱给我，我打了三发子弹，要不就吃大亏了。”

　　宋世久提着皮箱走了。洪振海拍了拍腰，对着父亲嘿嘿笑了笑。那是一把手枪。

　　两人从井里摇了几桶水，洗了洗身上的血，去小屯刘景松的家。他们在后墙用石头敲了三下，停了一会，又敲了三下，这时，刘景松推开了门，披着棉袄。

　　两人走到灶屋里找了几块煎饼，就着咸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饱了又喝了几碗水，洪振海躺在床上就呼呼睡了起来。

　　“我得回去，明天得去上班，要不鬼子会怀疑。”父亲当晚跑回了家里，母亲把他的血衣烧掉了。

　　第二天，父亲一来到货场就大声嚷嚷：“掌柜的怎么还没派活儿？”说着推开三掌柜的屋门。三掌柜坐在床沿上，用被子围着身体，只露出头来。父亲顿时很紧张。晚上他一直在想三掌柜到底死没死。父亲走近他，掀开被子，肠子淌了一地，身上有六个洞。三枪六洞。

　　三掌柜用带着枣庄味的汉语告诉父亲，赶紧给宪兵队打电话。父亲走到大掌柜的屋，又走回来，说电话没了。三掌柜让他到站台上打。一会儿，宪兵队开着

摩托车来了。

　　父亲悄悄地蘸了些三掌柜的血，往自己身上抹了抹，这是为了欺骗狼狗。父亲把三掌柜抱上了摩托车。宪兵队长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说：

　　“你的，良民大大的。”

　　这就是“两人一枪”奇袭洋行的故事。父亲此后深得三掌柜信任，二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在第二次打洋行时，铁道大队成功利用了失势的三掌柜与其他掌柜的矛盾，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不但抢夺了大量物资，还彻底端掉了这个特务机关。

　　老爷子

　　84岁的刘宗仁，附近的人都叫他老爷子。他的母亲刘桂清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的原型人物之一。在铁道游击队的历史中，刘一直是“王强”王志胜的警卫员。

　　老爷子总喜欢戴一副墨镜，拍照时也不例外。他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一群少先队员们围在他的身旁，听他讲革命，那时他就戴了一副墨镜。

　　老爷子记不清自己的出生年月，对参加革命的时间却记得很清楚：193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那时我有十六七岁吧。”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腰板挺得很直。

　　1938年5月，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滕(县)峄(县)一带成立了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也参加了这支队伍，不久，刘宗仁也加入了。1938年10月，洪与王秘密潜入枣庄成立抗日情报站，第二年，刘宗仁加入，任王志胜的警卫员。1940年2月，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正式批准洪振海、王志胜的报告，同意在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命名为鲁南铁道大队。

　　“日本人被我们打晕了头，抓住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我们的鞋，看看脚心长毛没有，把我们当成了‘飞毛腿’。”刘宗仁回忆说。

　　刘在铁道大队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警卫与放哨，“我们打票车、截火车、炸铁路、毁桥梁，为抗日军队提供了很多物资。”

　　在刘宗仁看来，护送“0号首长”的行动是他在铁道队中最值得回忆的瞬间。

　　从1941年开始，铁道大队的战略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打击敌人转为构建秘密交通线。1942年8月，铁道大队接到鲁南军区通知，护送一个工作队穿越津浦铁路回延安，其中有个代号为“0号”的首长，人身安全务必要得到保障。

　　刘宗仁负责站岗。“那是一个晚上，在郭里集。谁也不知道‘0号首长’到底是谁，就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直到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

　　刘回忆说，晚上8点多，大家护送着刘少奇到了铁路边。突然，北面白光一闪，日军的巡逻铁甲车从临城方向驶过来，探照灯的光柱扫来扫去，重机枪哒哒地扫射。队员们屏住呼吸，枪口都瞄准了巡逻车。出乎意料的是，巡逻车突然停了，原来敌人并没有发现情况。

　　刘宗仁在铁道大队一直干到番号撤销。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铁道大队奉命到滕县接受整编，整编后除留两个连队归鲁南铁路工委领导外，其余100余人编入鲁南军区特务团，刘宗仁便是其中一员。大队长刘金山调任鲁南铁路局副局长，副大队长王志胜调任鲁南铁路局办公室主任。

　　至此，鲁南铁道大队完成了使命，番号撤销。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