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胥铁路之铁路与皇陵

　　文/黄一琨

　　争论

　　六十六岁的李鸿章表情肃穆地出现在唐胥铁路的通车典礼上，这一年是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亲政。但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仍集中在五十四岁的慈禧太后手里。

　　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怎么也没想到修筑铁路难度这么大。十七年前，在去北京参加同治皇帝葬礼的时候，李鸿章对主管洋务的恭亲王奕訢提出修建清江浦(今天江苏淮安境内)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转运。奕訢回答说，没有人敢主持这件事，李鸿章希望奕訢找机会向慈安和慈禧两宫皇太后提出这件事，后者回答说，这样的事情连两宫皇太后也决定不了。

　　这并不是奕訢言语推诿，在洋务派大臣与同僚的一系列论战中，关于铁路的争论最为胶着。1881年，朝廷曾经要求对此事“着毋庸议”。为此，李鸿章告诫好友，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对于修建铁路这件事要“绝口不谈”。

　　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建设铁路的是李鸿章等人曾经的死敌，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他在1859年写的《资政新篇》中说，应该给能造火车者以专利，并在全国“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

　　从1864年剿灭清帝国最大的敌人太平天国以来，曾国藩和他的同事们成为了庞大帝国的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在作战中，他们认识到了西洋火器的威力，因此对外来事物有了基本的好奇心和接纳的勇气。

　　在中央政府，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由文祥和奕訢掌管，这是帝国近代历史上最有才华的两位满族人。他们惊讶地发现，英法联军在劫掠和焚毁完圆明园，签订了条约之后竟然退出了北京城，这与帝国过去遇到的敌人，包括太平天国都不一样。总理衙门甚至还能通过采纳西方的外交方式，有限度的修改了一些条约的条款。这些给这两位满族政治家的印象是：第一，西方人是遵守条约的；第二，西方太强大了，必须向他们学习。

　　他们和自己在地方政府的支持者一起，开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事业，包括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籍，造枪炮，建立新式海军，开矿造船。但是他们的每项事业都遭到了最激烈的反对。

　　对于修筑铁路，最普通的中国人担心会引起失业，破坏墓地风水，占用良田，同时让外国势力深入内地。而那些愤怒的官员们认为铁路的危害更大，他们不断地上书，告诫年轻的皇帝，铁路对于中国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

　　西方人认为修铁路虽然会带来一些损失，但是与最终导致的进步和繁荣相比，这些损失都微不足道。美国驻华公使劳罗斯说：“一英里的铁路在10年内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所做的贡献，比政治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的学说在一个世纪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要多。”《北华捷报》对这两种态度做了这样的概括：“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意味着自由交往、启蒙、贸易和财富；对于中国官员来说，铁路意味着胡作非为，意味着废除长期受尊重的习惯和传统、骚乱和毁灭。”

　　那些铁路最坚决的反对者并不认为，清帝国正徘徊在现代化的门外。大学士徐桐坚持说，大清国所接触的这些西洋国家除了意大利存在以外，其余都是捏造出来的。

　　另一位最积极的反对者刘锡鸿曾经是驻英国副公使和驻德国公使。在他的心目中，铁路这样的西洋玩意儿只是些“夷狄之道”，中华帝国几千年来留存的习惯和气质才是最宝贵的。这个大清国的公使在和别人一起进餐的时候，按照自己的习惯，旁若无人地咳嗽吐痰，甚至还让仆人把痰盂拿到饭桌边。傲慢无礼使他成为柏林外交界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访问香港时，香港总督因为厌恶而不愿意与他说一句话。

　　刘锡鸿无法容忍鼓吹修建铁路的郭嵩焘，更受不了他对新事物的热切态度。他罗列了许多郭嵩焘的罪状，其中包括：外国人看歌剧的时候要捧着戏单，郭嵩焘不懂外语，却也要捧着戏单。还有郭嵩焘看见外国人打伞，自己也打伞，看见外国人不用扇子，自己也把扇子弃置不用。

　　当然，也有对于外来事物充满好奇心的政府人士。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拜访了兵部一位姓杨的官员，这位杨老爷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他收集了很多枪支、望远镜和温度计，并且喝柑香酒。他似乎也同意自己的英国朋友修铁路的建议，但是他的目的是便于自己的管家联系家乡的佃户。

　　对于西方强国们来说，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中兴”是否应该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这不仅关系到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它们的利益。英国公使阿礼国对议会说，现在必须做出决定，这个千疮百孔、老态龙钟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历一次复兴，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应该在一种解体和衰落的过程中逐渐地但彻底地毁灭。

　　担任帝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1865年给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录》。赫德说，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中国现在却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衰弱，只有克服自身的弱点，中国才能维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他激烈抨击那些喜欢上书反对改革的御史们，说他们是朝廷不健全的耳目，他们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却对民间疾苦和世界潮流充耳不闻。中国的“人治”理念对官员个人寄托了过多的要求。中国必须扩大对外贸易和修建铁路，这才是增加人民福祉的惟一办法。

　　但是在这场改革中，改革者的力量显得势单力薄并且腹背受敌，一方面他们要应付自恃船坚炮利、气势逼人的外国公使们，另一方面要应付那些愤慨、偏激的，通过各种儒家典籍来解释和评判世界的读书人。即使是掌管总理衙门的奕訢也因为对西方的友好态度被称为“鬼子六”，不得不多次缩减自己的改革计划。

　　深受同僚诬陷和攻击的郭嵩焘评述这场论争时说，这个国家中最奇怪的事情是，鸦片烟猖獗几十年，没有人“引为疚心”，可是士大夫们一说到铁路电报就痛心疾首，“群起阻难”，一看到洋人机器就引为公愤。

　　“马车”

　　中国出现的第一条铁路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当然1865年在北京宣武门外，英国商人修的500米的小铁路不能算数，并且它刚一出现就被拆除了。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镇的吴淞铁路，长14.5公里，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条营业铁路。在这条铁路运营一周以后，《申报》记者发现中国人虽然都没见过火车，但是最欢迎这种危险的新事物的竟然是妇女和儿童。半年以后，乘坐火车成了人们逢年过节，携家游玩的一个热门项目，有时铁路公司还不得不加挂数节车厢以满足营运要求。

　　第二年，清政府就匆忙以将近30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了这条铁路。李鸿章希望处理这件事情的两江总督沈葆桢至少能把这些铁轨都留下来，等筹措到资金以后在别处重修。但是沈葆桢却派船把铁轨运到台湾高雄港外弃置了事。万分失望的郭嵩焘说，沈葆桢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博取当时舆论的好感。

　　李鸿章自己修筑的铁路比吴淞铁路晚了5年。

　　李鸿章1878年奏准成立了开平矿务局，这个中国第一座新式煤矿进展顺利，1881年就可以投产出煤。但是，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告诉李鸿章：开平矿挖出的煤，每吨成本2两7钱，如果用牲口车从矿区把煤运到芦台，每吨运费合2两2钱，由芦台用船运到天津，再搬到岸上，每吨约需1两，加上税金，1吨煤到天津市场上，成本已经是6两4钱了。这样的价格无法与进口洋煤竞争。但如果从唐山修一条铁路到芦台，煤炭从这里下船走水路运到天津或上海，每吨还有5钱的利润，能与洋煤竞争。如果没有铁路，开平煤矿就不可能运营下去。

　　根据唐廷枢的报告，李鸿章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唐山至北塘河岸边的芦台间筑造一条45公里长的运煤铁路。朝廷认为这条铁路筑在矿山之中，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同意了李鸿章的请求。

　　唐山要修筑铁路的消息很快传出，反对派们的奏章一封接着一封往上递，认为铁路“利小而害大，利近而害远，利显而害隐”，恳求“恪守祖宗成法”。慈禧此时突然醒悟，立即收回成命。

　　铁路修筑被叫停，但是煤矿出煤在即，运煤通道必须解决，唐廷枢决定从芦台把运河一直挖到唐山矿井，矿井的煤直接下河装船。挖了一阵，又碰到难题：唐山至胥各庄一段，地势陡峻，无法挖掘。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在胥各庄至唐山间修一条快车路。

　　李鸿章在向朝廷写的奏折里只报告说修一条“马路”，并保证建成后用骡马拉车。朝廷这才下旨批准。

　　但李鸿章让唐廷枢筑造的却是一条真正的铁路。主持唐胥铁路施工的是英国工程师金达，1881年6月9日开建，使用的是每码重30磅的钢轨，枕木是产自当地的半圆形榆木，用附近采集的石灰石铺成路基。铁路全长9.7公里，没有隧道和桥梁，5个月建成。在商议铁路的轨距时，出于降低造价考虑，唐廷枢主张建762毫米的窄轨，金达主张采用英国铁路1435亳米的轨距。李鸿章权衡再三，接受了金达的意见。中国铁路得以顺利与世界铁路“接轨”。

　　7名回国的留美幼童被分配到开平矿务局的路矿学堂。这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曾乘坐火车横穿美国大陆的年轻人，亲眼目睹了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的诞生。

　　火车在唐胥铁路上开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反对派们群情激愤，他们说火车喷出的黑烟会毁坏庄稼，更重要的是它的巨大声响会震动皇陵——东陵。事实上，葬着清朝14座帝、后、妃陵墓的东陵，远在唐山以北遵化县长城脚下的马兰峪，离唐胥铁路还有近百公里。对于这件事，英国人肯德在他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中说：“凡是人的才智所能设想出来的种种可笑的理由，都在清政府的权贵的看法下产生了，他们以此来反对这个(修铁路的)计划。”

　　小火车被禁驶后，用骡马拉的运煤大车再次行驶于唐胥铁路的轨道上。

　　唐山煤矿的产量上升很快，靠畜力拉运显然不行。这时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清政府的兵工厂、军舰、轮船急需用煤。李鸿章上书说，要加强战备，必须加紧运煤，而不断增产的煤必须用火车头从矿井运出。清廷终于解除对火车头的禁令，并同意从英国购买2台3轴的水柜蒸汽机车，唐胥铁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营业铁路。

　　虽然唐胥铁路获得批准，但是李鸿章最想修筑的天津到京城附近通州的铁路却再次遭到否决。李鸿章上书说，这条铁路建成不仅可以方便运兵，而且能够为海军筹措资金。而反对者除了以一贯的理由激烈批评以外，还宣称李鸿章修铁路一定会用外国人，造成国有资产的外流。

　　李鸿章在奏章中悲哀地说：我已经老了，报效国家的时间不多了。即使我想做的事情件件得手，也没什么大用处了。我就是希望反对我的君子们不要总热衷于引经据典，睁开眼看看世界吧，不要总是为了虚名忘了实际，不要囿于自己的那点判断力而忘了长远目标，如果这样，就是国家的大幸了！

　　在李鸿章忧心忡忡地参加唐胥铁路通车典礼的时候，“留美幼童”梁如浩在天津的码头亲眼目睹六节精美的火车车厢被缓缓卸下轮船。这是法国人应李鸿章的要求，精心制造，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天津码头全无起重设备，法国工程师十分为难。可是第二天他们已经发现，车厢被老练的中国工头和苦力装上了驳船。驳船经运河到达通州，到京城的路，车厢完全在预先铺好的圆木上缓慢移动，直到运进西苑的宫闱禁地。

　　在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北三海，已准备了一条3华里的小铁路。李鸿章早就看出，修路的关键在于慈禧的态度，要让她亲自尝试火车的便利。于是奇特而荒诞的行驶经常在这里上演：因为慈禧太后讨厌机器的声响，火车没有机车，牵引豪华法国列车的是举着黄幡的太监。

　　在洪仁玕的设想提出30年之后，在中国建设铁路才被部分允许，李鸿章和他的洋务派同事们相信，保护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修筑并且控制铁路，但是大多数官员仍然认为铁路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爆炸性力量。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把修筑铁路看作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一部分。

　　因此，在中国修筑铁路要比在日本困难得多。当1894年中日战争开始时，洋务派在中国只修成了两条铁路，而铁轨已经遍布了整个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损失了几乎所有值得引以为傲的新式事物：海军、枪炮、矿山。

　　辞去公使的郭嵩焘写信警告李鸿章说，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它们富强的原因决不只是矿业、轮船、火车。而中国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的道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地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郭嵩焘最后感叹说，中国的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郭嵩焘的见解没有能影响更多人，他的著作在总理衙门出版后遭到激烈抨击，最后不得不把书版销毁。当1891年在家乡去世以后，有人要求对这个著名的“汉奸”开棺戮尸。

　　十年以后，最欣赏郭嵩焘的李鸿章在为顽固派们挑起的一场愚蠢的战争善后时悲愤地死去。他死前一直遗憾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没有在他生前回到北京。也许他惟一可以欣慰的是，慈禧太后是坐着火车从西安“回銮”的。

　　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对赫德说，自己后悔没有听他几十年前在《局外旁观论》中的建议。但是留给她和这个帝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