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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黄
樊纲指出用税收补贴办法平衡再分配效果有限
日前，在《50人论坛——长安讲坛》第100期的庆祝大会上，学者们把酒会变成了学术研讨会，讨论的是当前的社会关注焦点：收入与分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的观点很尖锐：收入水平拉大到现在这个程度，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生病了。他反驳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过分重视效率，所以造成了平等受损。吴敬琏说，我对这个解释是很怀疑的。他认为，是机会的不平等，造成了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造成机会不平等的第一个因素是腐败，另外一个因素是垄断，但腐败和垄断的不平等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问题造成的。
吴敬琏特别提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很快建立起来，“起码第一支柱是全面低保，这应该是一个约束性的政策”，吴敬琏认为，全民低保是国家财力完全做得到的。社会保障体制，老职工的社会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表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制度问题、体制问题。第二，发展的问题。第三，公共政策的缺陷问题。其中，也许纠正公共政策缺陷相对时间要短一点，但是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有一种长期的准备。中国也许刚刚进入收入分配扩大比较明显的阶段，也许在今后几十年，这个问题会伴随着我们。
谈到发展，樊纲认为，发展问题主要包括“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等等。这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和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任何发展中国家或者任何国家在发展的阶段上，往往都会产生收入差距，基本的原因是因为要素的稀缺性问题和富余性问题，要通过发展，通过就业的创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把劳动力逐步转移出来，实现充分就业，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决。要完全用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方法，用税收、补贴的办法，达到一个平均收入水平是很难的。收入分配的基础是就业，是收入的创造，这个基本的规律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语出惊人。他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孔孟之道”或者是老庄的“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国核心的竞争力。他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实际上讲的是“中庸之道”。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收入分配这个问题是可以处理得好的。从华人社会在全世界的情况来讲，不管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还是台湾的华人世界、香港的华人社会，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非常小的。无论台湾的基尼系数，还是香港、新加坡的基尼系数，都是相对低的。易纲说，华人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从文化根基来讲，都完全有能力处理好收入差距问题。
易纲表示，一个没有同情心，不愿意扶贫帮弱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一个仇恨富人的社会，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在这两个方面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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