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在中国美国商会晚宴上表示：“你们有钱吃龙虾、吃牛排，而我们在吃馒头、吃三明治。有趣的是，美国朋友们一边吃着龙虾和牛排，一边还很关注我们的三明治是不是吃多了。”
本报记者 王斌 发自上海
162.1亿美元——看到这个数字时，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美国当地时间4月11日,第17届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Trade，下称“JCCT”)结束之时，中美双方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单次采购协议。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的经贸代表团行程历经美国13个州，中国的“采购篮子”里装着包括波音飞机、微软软件、摩托罗拉通讯设备等产品，满满当当。
然而，相对于美方统计的2016.26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而言，这个数字显然并不能阻止美国政府针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继续向中国施压。即将于本月18日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面对着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在汇率问题上作出某种表态”的压力，这也意味着美国正日益将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政治化。
中美贸易顺差剧增
来自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141.73亿美元，约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总额7665.61亿美元的15%左右，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去年达到2016.26亿美元，占其贸易总逆差比例达26.3%。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凸显，也逐渐成为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吴仪此次访美之行，也向美国传达了中国积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信号，在11日(美国当地时间)举行的JCCT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和贸易代表波特曼(Rob Portman)均表示，感谢中国政府代表团为平衡中美贸易所做的努力，中国已作出相关承诺，如果这些承诺得到兑现，美中贸易关系可能更为平衡。
纵观10年来的中美双边经贸数据，从产品结构来看，中美贸易顺差最大的产品依然是体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普通机械电器、家具玩具、鞋帽和纺织服装，而中国则主要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以及包括飞机、尖端集成电路、电信设备等。中美经贸的产品结构符合国际分工及资源禀赋理论，各自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顺差。
然而，值得关注的一组数据是，自2001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出口额开始飞速增长。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对美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总额为97.08亿美元，而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520.4亿美元，其中，同比增长幅度最高达62.02%，最低增幅也达到了29.4%。
这组数据意味着，我国对美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现，直到2005年，“顺差”达到359.3亿美元，占中方统计对美顺差总额的31.5%。这是否代表着中美贸易开始逐渐“颠覆”传统的国际贸易资源禀赋理论，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之谜”？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里昂惕夫之谜”是指从理论上，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现在统计检验结果正好相反。
“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28%左右)，近90%是进口零部件组装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张燕生说，“这代表着跨国公司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结构，而不代表中国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结构，中国今天的比较优势，主要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
中国虽然以加工贸易方式取得了顺差，但并未取得相应的贸易收益。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朱钟棣前几天刚刚参观过昆山市的电子产品出口加工区，他认为如果抛开贸易形式，单独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的上升数据毫无意义。
“事实上，出口价值1000美元的电脑，我们只能获得20~30美元的加工费，我们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是位于全球产业加工链的末端，”朱钟棣说，“设计、研究、开发、品牌，这个产业链高端的部分都是外资在控制。”
以罗技畅销产品之一“Wanda无线鼠标”为例来说明这种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格局则更加清晰而直观：每个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值链中，罗技大约拿到8美元,其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则被Wanda零部件供应商获得。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苏州装配厂里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美国却一直“熟视无睹”，仍借逆差之由对中美经贸关系施压。
对此，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曾在中国美国商会晚宴上风趣地表达了鲜明的态度：“这就像在宴会上，你们有钱吃龙虾、吃牛排，而我们在吃馒头、吃三明治。有趣的是，美国朋友们一边吃着龙虾和牛排，一边还很关注我们的三明治是不是吃多了。”
东亚对美顺差转移至华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很大一部分是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转移效应所导致，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与亚洲其他国家却形成了巨额逆差，”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立坚说，“而美国源于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进口比重总体上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只是全球生产链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结果。”
由此可见，中国实际上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和密集劳动力加工业的一个平台，甚至在所谓“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也是如此。张燕生表示，由于中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很低，资本密集型产品在资本配置效率上低于国外，很难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技术密集型产品就更不用说了。
FDI流入推动出口
2001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的部分因素也在于中国入世带来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加，朱钟棣表示，FDI流入量不断增加推动了我国出口部门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国加入WTO后，FDI流入加快，为美国企业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重新布局部分业务或扩张全球业务网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孙立坚说。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1995年以来,由美国流入中国的FDI已经从当初的3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60亿美元左右，中国占世界FDI总量的比重约为4%。朱钟棣表示，“这些FDI的流入，很大一部分又集中在出口导向型企业，因此在华跨国企业获利的同时，也扩大了目前的中美贸易规模”。
由此可见，尽管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象一直是众多媒体及美国政客们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双边经贸为美国所带来的利益是实质性、可持续的。这是牛津经济预测中心(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OEF)今年1 月份根据其宏观经济模型，对2000年以来美中贸易和投资状况及2010年前景所做的详细评估。
在美国对华巨额逆差数字的背后，实质上是美国所获得的巨额利润。根据牛津经济预测中心的评估，到2010年，美国GDP将会因2001年以来美中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而多增长0.7%，而美国的物价则会因此而多下降0.8%。这两组数据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每年增加大约1000美元。
“不仅是这样，即使是美国一直渲染的受中国顺差影响而在制造业领域失去的就业岗位，也早被流通领域增加的就业岗位所抵消，”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贸易研究室主任刘旭说，“中美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扩大，也在推动着美国就业结构从制造业向金融、分销等服务业领域转变。”
在刘旭看来，虽然这种结构转变让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人付出了代价，但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受益。
而现在，美国却将产业转移造成的阵痛转化为政治压力。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呼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下周访美时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做出阐述，证明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摆脱以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
汇率调整消除美逆差有限
美国将“逆差”作为施压中国的工具，其“醉翁之意”实则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农产品及金融市场开放、知识产权等问题。
近期中美双方商界、政界高层的频繁互访将暂时缓和中美经贸关系，吴仪此次访美及时抛出的巨额订单也让一度强硬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态度有所转变。二人访问北京之行后，推迟了汇率报复案，并称“通过布什政府传出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方面有所行动”。
然而，事实上，今年美国国会选举之前，逆差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客们的“筹码”，中美经贸关系的博弈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孙立坚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吴仪此次美国之行传达了中国解决贸易盈余问题的两层含义，“一是针对目前的‘存量’部分，希望通过高额采购订单来削减，而针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增量’部分，政府有关部门则可以通过对企业用汇制度的管理来实现逐步降低”。
在孙立坚看来，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中国如何打出汇率这张牌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呼声日益严重，则意味着在政治博弈中更多的利益集团形成了合力，这些政客们为了“政绩”势必向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继续施压，美国财政部即将在本月公布的“汇率操纵”报告是否将中国列入其中，也将成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
而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则表明，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对全球贸易不平衡以及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亚行经济学家帕克在一篇题为《应对全球贸易不平衡与亚洲国家货币》文章中指出，即使人民币汇率重估幅度为10%，也只能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36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0.02%；即使人民币汇率重估幅度达到20%，情况变化也不大，只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0.05%而已。
记者手记：“安抚”采购非长久之计
“显然重估人民币汇率，从经济学意义上而言，美国政府及商界人士都已经意识到无助于贸易逆差的改善，”孙立坚说，“但这个问题已经被政治化，当初成功游说了日本进行汇率改革的这些政客们也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国问题的‘政绩’。”
刘旭认为，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在于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转嫁其内部矛盾，继续主导其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贸易规则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是一个挑战，”刘旭说，“美国倡导的公平贸易只适用于其占优势的领域，包括金融服务业、汽车业等，在其不占据优势的领域，则要搞贸易限制，目的是维护其全球的战略利益。”
正如吴仪在此次访美时反复强调的，美国方面基于所谓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始终对对华高新技术出口进行管制，美方也应该尽快放开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市场，以实现双边贸易平衡。
“我相信，美国对高新技术产品市场放开的步伐有多快，对华贸易逆差削减的速度也会有多快，”朱钟棣说，“中国不可能总是以‘安抚’性质的采购订单来减少贸易顺差，单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朱钟棣看来，中国政府在双边经贸关系紧张时刻派出“采购团”只是一个暂时缓解矛盾的做法。值得探讨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是否仍会继续增长，中国应该以怎样的长效机制来确保贸易相对平衡，但又不能如美国所愿成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替罪羊”。
冯军认为，中美双方更需要建立一种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长效机制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从而引导中美经贸博弈走向互惠、均衡的新格局。“所谓市场化，就是让企业作为主体更多发挥作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也应该‘有升有降’才算是由市场主导。”冯军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