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村官的新乡绅治理

　　本报记者 蒋明倬 山西河津报道

　　“我花了十几分钟才给我的宝马安置了个地方，步行一公里才到了会场。”

　　提起刚结束的“万人会议”，让任电民印象深刻的，不是市长会上提出的“建设新农村10项工程”，而是会前的停车困难。

　　任电民，山西省河津市(县级市)任家窑村村长，37岁的千万富翁。2006年3月12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动员大会在县城召开，近万人参会，会场前的空地上，满满当当停了500多辆高级轿车。这些象征着财富的代步工具，大部分属于河津的富豪村官们。

　　“道路硬化什么的，没用国家投入，我早都给村里做完了”，在会上，任电民只是盘算还有哪些事情他没为村上做到。“很多事情我们早都做到了”，同样，龙门村党委副书记原新力考虑的，是比10项工程更高的标准。

　　农民增收、基础设施建设、造林绿化、人畜吃水、农村教育、医疗保健等10项工程，这些仍然让中国大部分村官们愁眉不展的工作，在河津，大部分已经成为富豪村官们从政日程表上的过去式。

　　据河津市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的有关人员估计，全市148个行政村中，由民营企业家担任村委会主任或者村党支部书记的超过30人。而有人认为这一数字至少有60人：仅樊村镇24个行政村，就有11位民企老板任村官。

　　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群体，巨额的个人财富和国家治理链条最末端的村官权力，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在传统社会，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拥有权力和财富，植根于土地的乡绅阶层，连接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与国家，充当了乡村的治理者。在今天的农村，河津的富豪村官们，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资源与富豪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富豪返乡造福乡里的问题，而是河津的富豪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河津市政府的有关人士分析。与固守本乡本土，富豪村官层出不穷的河津现象相对应的，是近些年长三角的富豪村官们迫于经济转型压力离土离乡，寻求新财富机遇的艰难之旅。

　　地处山西西南部的河津市面积不足60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30多万，然而其富庶却在山西首屈一指，早在三年前，河津就已经进身全国百强县。2000年以来，煤炭价格飙升、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上马，焦炭等行业利润飞涨的国家经济大势更给了河津机会。2005年市财政收入超过20亿，仅仅几年，GDP由24亿增加到130亿，堪与一些地级市媲美。

　　与山西其他地方相比，“我们不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更重要的是形成了煤电铝、焦铁铸、煤焦化等三大产业链条”，河津当地官员分析，民营企业在130多亿元的经济总量中，占到接近90%的比例，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企业就有三家，千万元以上的则超过60家，规模以下的私营企业更是不可计数，在河津的乡村，农业收入已经占不到3%。

　　顺势而起，河津富人阶层的规模也迅即扩大。“河津180万元以上的车有几十辆，和太原不相上下”，据当地人说，河津千万以上的富豪就有几百个。

　　与此同步，实际上早在10年前，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就已经在经营自己企业的同时，开始在村委会任职。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过后，富豪任村官现象以压倒性的优势在河津出现。

　　除了民企老板们任村官，还有一些村官，虽然没有自己的企业，但通过多年的煤炭开采和运输，积累的财富也早已超过数百万。

　　“我十年前自己跑运输大概就赚了一百多万吧。”如今，担任康家庄村村长的吕群红并没继续做生意，但没有人怀疑其财富的厚度。

　　复杂的从政类型

　　“根本不是我想做的，镇里领导来找我谈话，不得以应承下来，回家被我爸爸骂了一整天。”从1998年28岁开始做村长，任电民已经是老资格的村官了。

　　当时的任家窑村，集体经济基本没有什么积累，村民对原村干部的贪污等问题意见非常大，村里工作几乎瘫痪，而任电民跑运输拉煤、经营焦化厂已经赚了几百万，当村长对他来说，并无利可图。

　　1999年，任家窑历史上第一次以村民大会的形式选举村长，任电民以70%多的得票率当选。“村民们信任我，就只好做好。”任电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

　　财富意味着可支配资源的增加。硬化任家窑大街小巷的路面，修建新校舍，建设篮球场和健身场，任电民个人投资70多万元。他自己经营的山西翼龙焦化集团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如此，在之后的两次选举中无人再与他竞争，2005年，任以差三票满票的纪录再次当选村长。

　　“河津的农村可以大致分为厂郊型、企业型、城郊型、资源型和农业型等几种类型，”河津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薛铭江说，“村庄本身所属的类型，部分决定了富豪从政的不同心态。”

　　任电民所在的村属于企业型村庄，这类村庄的主要特点就是一村一企业，村庄本身并没有多少集体积累，发展依赖于富豪对于村庄的贡献。

　　“你要说我图什么，就是以后我儿子在村里走的时候，别人会跟他指着脚下的路对他说，那是你爹修的，他确实给村里干了点事。”任电民说。

　　而在企业型、厂郊型农村中，富豪当村官还有另外的考虑。“他们做了村长，虽然不会贪污村中的少量积累，但在企业扩张用地、自家宅基地用地和宗族内成员办理事情等方面会更为方便”，有些村民认为，富豪们的企业就设在村中，当然对当村官有热情。

　　“如果自己做企业，别人做村长，办起事情来终归还是不方便的，人家故意为难你怎么办？”一个老板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而在城郊型和资源型村子里当村长，在当地人看来则是更有利可图的选择。

　　“城郊农村土地价格高，城市发展涉及土地转让等问题，村权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资源型农村有煤炭等矿产资源，村权一直都与矿权相关联，这类村子村长、村支书竞选就会格外激烈。”薛铭江分析说，事实上，全国最为著名的村干部选举贿选事件就发生在河津下化乡老窑头村。

　　“当然这种现象在河津当然只是极少数。”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说，因为“河津下属的七个乡镇中，产煤的只有下化乡，为了谋取利益而争权确实存在”，在贿选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年里，在这些地区的选举，竞争仍然是白热化的。

　　整个类型光谱的另一端，是农业型农村。这类农村因为农民收入低，村中没有工业企业，富豪做村长在这样的村里也最为少见。

　　“一个客观现实是，有企业的地方就是比没企业的农村富裕，有富豪做村长的农村就是比那些没有富豪做村长的村子基本建设要好很多，这是实情。”河津市委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铺路、绿化、建立学校，成为富豪为村里做出的一致性善举。无论致富的原因是什么，富豪村官们最终都愿意改善自己乃至周围人的生存环境。

　　富人还是能人？

　　“我们村修路的时候，跟人家工程队的去说，人家说钱不到位就不给修。”一个农业型村庄的村长很苦恼，而如果村里有个富人当村长或者支书，修路什么的根本不会碰到这个障碍，工程队会觉得就算村里没有钱，富豪个人也会给，他们的活不会白干。

　　除了考虑富豪村官不会贪污村里的公款，另外在国家对农村基本建设投入不足时，富豪有财力承担，也成为在当地受到农民支持的原因。

　　“让富人为官，是希望有个致富的领路人。”这在河津是一个基本认识。最初村民们的最初期望，是自己可以在富人的企业里打工，而进一步的期待是共同富裕。

　　“我们的村里是没有富人当村长的，因为我们全村就没有富人。”康家庄村长吕群红家的保姆说，她所在的村子在山西运城下面的一个农业村里，她现在因为外出到吕家打工，每个月能拿到400块钱，在他们村都是被人羡慕的人，而她更羡慕的却是吕群红这样的能人。

　　10年前，康家庄的集体账户里只有2000块，村民都是靠种地吃饭的农民，而现在每家都住在253平的大房子里，整个村子就如同连排别墅区，水、电、煤气、有线电视、宽带入户，村民主要都在山西铝厂和村里自己的焦化厂、电解铝厂上班，剩下的都自己做了个体户跑运输。2005年底，光是村里给村民的分红每个人就有3000元。

　　“人家村长是个能人！”和康家庄紧邻的任家庄的村民用非常羡慕的口气评论。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康家庄任家庄两村毗邻而居，从外面看就是一个村子，在山西铝厂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占地后，都得到同样的补偿费用。而最终康家庄农民的收入是任家庄的若干倍，2005年任家庄每个人年底只分到了300块钱，这样的差别，两村的村民都认为是村干部素质不同所致。

　　1997年，吕群红被村民推上了村长的位子，停了自己原来的生意，百万富翁开始了村长生涯，上任第一件事情做的是清理财务，村务公开，第二年用闲置土地建立商品楼和商贸市场，没投入一分钱最后给村里赚了50万块钱，之后以集体投入的方式，建立股份公司，投资建了焦化厂、铝厂等企业，而任家庄因为带头人目光不够长远，分了补偿款，没有建立自己的企业，最终造成了收入的落后。

　　而在村民选择了他们的领路人之后，实际上农村发展路径的选择，更多的受到了这些富豪村官的影响。

　　在整个河津，所有农民都最羡慕一个村庄——龙门村，这个村2005年工业产值10亿，人均纯收入达到1.5万元。而格外让人羡慕的是，集体企业的发展方式，让每个村民都成为了富民，贫富差距无几。

　　龙门村村支部书记原贵生住的房子不过80平米，和所有村民都一样，在所有富豪村官里，他身家不过几十万，但他所一手缔造的村庄，成为了陕西首富县里的第一富村。全村500多户，私人汽车有200多辆。

　　对于一个富豪村长来说，是像任电民一样选择自己财富的不断膨胀，还是选择像吕群红帮助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小康生活，还是像原贵生一样选择放弃对个人财富的追逐，实现共富，在河津，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富豪村长们的个人选择。

　　新乡绅之惑？

　　“我一直都认为乡村出现富人政治是一个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这种富人政治最早出现是在江浙一带，进而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

　　而与江浙一带相比，山西的富人阶层的形成，高度依赖于其地区的资源优势，富豪全部固守在本乡本土，整个农村社会也呈现出非流动性的一种状态。

　　“我在三亚，在河津城区都有好几套房子，但是我的厂子就在我们村里，来往付款的人不可能去三亚找我吧？”任电民最终经常住的还是村子里的老房子，虽然是富豪，但他仍然还是个村民，其次才是村长。

　　这种情景下山西所形成的农村富人阶层，比江浙富商更类似于晚清末年的乡绅阶层，甚至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新乡绅的出现。

　　传统乡绅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就地方事务出谋划策，承担了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等活动。

　　“乡绅政治作为一个模式，治理成本非常低。”党国英认为，富人政治或者乡绅政治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只要经济上产权清楚、政治上公平竞争，就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发展趋向。

　　资源造就了富人，也造就了富人村官。如今，当地一些人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这些富人如何治理乡村，而是富人们的经济命运，因为村子的命运都高度依赖于企业的未来。

　　“在那一次整顿中很多企业关闭，而农民也就失业。”任电民回忆到，去年河津市关停了一些污染严重的土炼焦化、小机焦化和改良焦化企业，原来60多家焦化厂最后只剩下19家。虽然任电民的企业目前还幸存，但其产能只有40万吨，离三年后要达到60万吨的产业规模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虽然从去年下半年，作为河津经济支柱的焦化产业整体面对利润下滑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不过是利润空间由每吨200元跌至每吨70元，任电民认为，只要管理不出现问题，仍然可以赚钱。

　　而根本性决定他的企业命运的是，在国家注重环保、提倡发展大型、环保的焦化企业的产业政策的时候，他的企业能否顺应这种大趋势，有所改变。

　　“万人大会”后，任电民直接开着

宝马去了县城的宾馆，在那里他已经约好人谈新的项目。50多岁的原贵生把他的红旗车留在了城里，他和村长直接坐火车去了陕西韩城，从那里他们要转道西安，去考察一个环保项目，打算引入自己的企业。

　　河津市的新农村建设要面对的问题，已经远比10项工程所涵盖的内容复杂。富豪们的一举一动，正切实影响着与他们同根同祖，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众多村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