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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产煤首富村成空村 生态破坏严重剩两户人家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10日 07:04 新京报

  

京郊产煤首富村成空村生态破坏严重剩两户人家

  房山区灰青涧村由于矿山被过度开采,山体常现坍塌和泥石流现象。这是发生泥石流后从山顶滑落下的大石头将村民房屋砸倒。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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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村涧部分矿主数年间暴富背后,是滥采煤矿造成的生态灾难;下属3个自然村目前几成空村

    ■核心提示

  储煤颇丰的史家营乡大村涧村,近年来成为“京郊首富村”,此村因煤而富,也因煤
而使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几成空村。

  大村涧村只是京西开矿的一个样本。目前房山区正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指令,启动关闭煤矿的相关工作。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近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将退出煤炭产业。

  种种迹象显示,使北京力推煤矿关停的并不仅仅是频发的矿难,生态也是主因之一———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大村涧村在内的京西广大山区,将是未来北京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本报记者 宫靖 北京报道

  一辆黑色的

宝马车,辗过满是煤灰的崎岖山路,停在距北京市80余公里的房山区史家营乡大村涧村。车上下来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站在宝马车前放眼望去,小村四周多有山体滑坡和塌陷痕迹。村民介绍,因为20多年的过度采煤,原本青山绿水的村子已成险地。

  拥有这辆价值百万的宝马车的,是一名有千万以上身家的矿主。时光倒退20年,他尚是大村涧村一位普通的村民。正是村中丰富的煤炭资源,使他迅速发家。

  近1个月以来,他在本村开的煤矿矿井处在关闭整顿期,能否继续开下去,有待煤矿安全部门的验收。

  而进入2005年下半年,村里有10多个矿井相继因北京关矿政策停止生产。

  史家营乡所在的房山区,正按照北京市政府的指令,启动关闭煤矿的相关工作。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近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将退出煤炭产业。

  种种迹象显示,使北京力推煤矿关停的并不仅仅是频发的矿难,生态也是主因之一—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大村涧村在内的京西广大山区,将是未来北京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走向毁灭的京郊首富村

  一块长宽高均有1米以上的巨石,威风八面地立在村民张进才的房子中央。

  2003年夏天的一次雨后,它从旁边近百米高的山坡顶快速滚下,砸毁了这处房子。而另一块更大的巨石,滚下后止步于距房子几步远的地方。

  “那时连下了10多天小雨。我回村里取东西,突然发现张进才的房子被石头砸坏了。”一位村民回忆。

  幸运的是,张进才全家当时已搬至城里,房子是空的。

  时隔两年有余,巨石光临张家的路线依然清晰可见:山坡上有一道宽10多米、长近百米的山体滑坡痕迹。许多大小石头停在倾斜度足有45度的痕迹线上,看起来随时有滚下来的可能。

  这个自然村名叫灰青涧,隶属行政村大村涧村。

  站在山顶俯瞰,由几十座小四合院组成的村落三面环山,位于低地。“如果再发生滑坡,这个村子所有房屋都难幸免。”那位村民说。

  对村子构成威胁的,不止这道滑坡痕迹线。走上环村的山坡,随处可见宽达五六厘米的山体裂缝。而不少地方,则有着数百或数十平米大的山体塌陷坑。

  “要是夏天,这山是没人敢上来的,因为随时有可能塌陷、裂缝或者滑坡。”这位村民说话时望着山下的自己的房子。

  大村涧村,各取所属灰青涧、大村和小村三个自然村村名中的一字而得名。这里明末清初既已成村,相传由从山西洪桐县迁来的张姓村民建立。大村涧又称三道沟,原因是每个自然村都是三面环山,民宅各沿一条小溪流而建。

  调查发现,近十几年里,以上地质灾害频频光顾大村涧。

  500多人口的村子,目前留下来的只有100多人。其中,灰青涧只剩两户人家。

  史家营乡党政办主任董永利透露,按目前的地质条件,3个自然村民宅所在地面,也随时有可能塌陷。

  所以,该村已不具备人居住的条件,未来几年中,余下100多村民也必须搬走。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大村涧即将走向死亡。

  就在最近几年,这个村子刚刚因富成名。在与村子相距数公里的史家营乡政府附近,一块宣传牌记录了这段辉煌———长宽各有数米,上书“京郊首富大村涧”。

  多位村民说,该村曾在2000年,被北京市评为京郊农民人均劳动所得超万元专业村,“京郊首富村”由此而来。而且时至今日,“村民”们的收入在京郊仍属靠前。

  “富村子的是它们,毁村子的也是它们。”

  站在自己的旧居门前,村民将目光投向四周的山坡,那里布满着已停工的煤矿矿井。

  矿井周围胡乱堆放的大量煤矸石(煤矿副产品,俗称煤渣)把山坡染成黑色,在村子周边形成合围。

  煤和煤矸石见风起尘,村里缓步走过的,尽是“黑”猫。

  小村的关口

  这个原本平静的山村,在20多年前站到了一个关口上。

  京西自古产煤,其中房山和门头沟储量最大,而大村涧就是一个储煤颇丰的村落。“山体里,村子下,到处是煤。”一位开过煤矿的村民说。

  1984年以前,国家政策只允许集体开矿。该村的煤矿格局是,史家营乡集体煤矿村内,有3个井口,村集体煤矿也有3个井口。另外,还有三四个“扶贫矿”(为扶贫项目,其他乡镇或村集体开矿)井口。

  当时,该村村民的主业是“走窑”挣工分,即当挖煤的矿工。虽无人因此成为巨富,但村民生活多至小康。

  村民任成才认为,那是一个人与矿和谐的时期。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大村涧村的“三道沟”还是名副其实。

  “那时从山上石头缝里涌出来的泉水,四季常流,冬天都是暖的,捧起来就能喝。”

  记忆是如此美好:每道溪水均有数米宽,而河床足有十多米宽。村民四季饮水都取自溪水,每道溪水还浇灌着数十亩小麦地。村子因水而有灵动之气。

  山村地处京郊名胜百花山,风景尤以秋季为妙,丁香花、映山红和野菊花争奇斗艳。村内空气常鲜,尤其在夏日最炎热时,清凉异常,村民家中不需风扇和空调。

  其时,村中山体虽然陡峭,但由于山石均斜向层层交错排列,并无地质灾害的担忧。因为这里自古就适合人类生活,任成才几次在山上发现古人类用的石器,而此地距北京人遗址只有数十公里。

  1984年,国家政策允许个人开矿。大村涧村的命运由此改变。

  此后六七年间,总面积6.4平方公里的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30多个私人小煤窑,绝大多数是村民合股开的。村民们不再自己“走窑”,矿工清一色换成了河北、四川等外地农民工,数量最多时有数千人。

  这个山村自古有两种特产,一种是地上野生的,如山核桃和花椒。另一种是地下“野生的”,就是煤。

  年长的村民记得,清朝、民国甚至解放后,村民一直有北京天桥卖核桃、花椒的传统。同样,这个村子在有村以来,冬季烧煤一直是自产,“有苦”的村民还会用担子挑着煤到山外去卖。

  因利润丰厚,在那个关乎村子命运的当口,众多村民给自己的未来选择了煤。

  而核桃则成为了冬日闲时的“牙祭”。

  一些矿主的开矿发家史,也就此开始。

  煤矿争夺战

  几乎在政策放开的同时,属于村民个人的第一个煤矿就在大村涧办起。

  “投资几千元就可以打一个水平井,运气好(指井上下地质条件和打多远才能挖到煤)就赚,运气不好就赔。”上述知情村民介绍,由于当时煤价一吨只有几十元,所以村民赚的钱并不太多,有些村民还赔了钱。

  但也有人从中赚得较多,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北京最富有的煤老板之一———张氏三兄弟。

  三兄弟中的老二张文战就是第一个私人煤矿的主人之一。村民对当时二十几岁的张文战的评价是,“眼睛一转就有几个主意”,而在开矿中,他以“胆大,敢往里面扔钱”著称,打井再不见煤也不放弃,继续投资往前打。

  继此之后,大量的私人煤矿在当地出现,而设在此村的乡矿也开始扩张,矿井数量增至12个,而外地“扶贫矿”也发展至8个井口。

  “最高潮的时候,6平方公里多的村内有五六十个煤矿井口。”村民说。

  1990年亚运会前夕,北京叫停了私人小煤窑,该村的30个私人矿井就此关闭。但张文战开设的5号井口例外,该井口变更为村集体性质,得以继续开矿。

  随后,张氏三兄弟开始逐渐控制了更多的煤矿。

  房山区的村集体中,除村支部书记、村长之外,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经济组织,即村经济联合社。经联社社长一般由村长或村支书兼任,主管村集体企业,包括村办煤矿。

  1997年,张文战先是以每年500万元的价位总承包了设在村里的乡矿,接着就成为了村经联社社长。

  在张2003年被免职之前,为部分想开矿的村民“新办”了20余口矿井。由此,村里的矿井再次超过40口。

  而作为村经联社社长,张掌控了村中的乡矿、村矿和部分原外地“扶贫矿”的管理权。

  张氏三兄弟的财富由此迅速积累。此间正是国内煤炭价格疯涨的时候,煤炭迎来了暴利时代。

  关井压产下的“变通”之术

  从1990年起,北京市矿业主管部门开始对煤矿实施“紧缩”政策。当年禁止了私人办煤矿,2000年左右开始实施“关井压产”的有序开采方略。然而,村民认为,本村的煤矿过度开采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上所述,禁止私人办矿后,大村涧集体办矿的数量就剧增。而随后的关井压产,大村涧则想出了“一证多井”的变通之术。

  一位承包村中集体煤矿的煤老板(同为村民)说,2000年以后国家实施关井压产政策时,正值煤炭价格暴涨。“如果不出大事,一座窑一年赚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是没有问题的。谁希望矿井停呢?”

  顾名思义,“一证多井”即一张矿业开采许可证供多个矿井使用。全国各地的煤矿事故表明,“一证多井”往往是事故根源之一。而北京的相关矿业政策,也并不允许“一证多井”。

  熟知内情的村民说,2000年后的村里煤矿发展“很有意思”,即开始了所谓矿业资源整合。整合的结果是主井的数量少了,但其他井口却变成了附井,继续存在,而关掉的,多是一些开采价值不大、产煤量不高的井。

  史家营乡官方网站的乡村介绍中显示,大村涧村现只有3家煤矿企业。

  而据记者调查,3家煤矿中,大村涧矿主井目前带着4个左右的附井,乡矿大村井口带着6个左右的附井,村4号井口带着6个左右附井。

  上述煤老板证实,自己的矿井就是一个附井,没有开采许可证。“对上面说,我的矿只是主井的一个风口,但严格说来,风口其实只是主井的安全设施,是不能出煤的,但我们这里所有附井都出煤。”

  另一种变通是产量的变通。目前,房山对煤矿缴税采用定税制,对于矿老板来说,实际产量高于定税产量,利益显然会最大化。

  曾参与开矿的一位村民认为,本村所有矿井,最少的年产量在六七万吨,最多的则达30多万吨,而税务部门的定税则是在2万至6万吨之间。而数位煤老板则说:“这在大村涧是公开的秘密。”

  去年12月初,村民写给本报的有上百人签名的材料称:“大村三间矿每年定产3万吨,实产高达23万吨,五号矿定产4万吨,实产12万吨……”

  史家营乡官方网站称,该乡煤炭年产量为300万吨左右。大村涧村村民则认为,这只是税务部门定税的数字,事实上,仅大村涧村,一年的实际产煤量就有100多万吨。

  村民生态外迁

  据年产煤量计算,20多年间,该村已有数千万吨煤被从山中挖出。而事实上,挖矿还要从山体中同时挖出大量副产品煤矸石。

  一位村民用树根来形容村中煤矿开矿方式,不同高程(即海拔高度)水平井就像一棵树的树干,而与水平井相连的各个采区则像树根一样,哪里有煤往哪里挖,立体式地通往山体各个有煤的地方。

  “你问山上为什么会滑坡、塌陷和裂缝?这就是答案,山里都被这种无序开采掏空了,能不出事吗?”

  在这20多年的“煤路”上,村里的“三道沟”彻底消失了。村民说,大约1989年至1992年间,三道小溪水量逐渐变小,最终没有了。

  去年12月末,一位村民指着一道村上面一道山谷说:“这就是过去的那条小溪上游。”但记者眼前只是干涸的山谷,数个高程不同的煤矿矿井排列在山谷两侧。

  村民转身指向村子中央,说那是他儿时戏耍的小溪。但记者能看到的,只是一条满是煤灰的路和几幢房子而已。

  “这就是过去那‘三道沟’的‘泉水’。”那位开过煤矿的村民带记者来到距村子1公里多的枣园煤矿附近,一个暗涵里正在迅速排出像煤一样黑的水。

  据这位村民解释,泉水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从煤井里流走了,最后汇到那条暗涵里。

  1990年后,村民的吃水因溪水消失成为大问题。村里在小村附近建了一个蓄水池和一个水塔,往每户村民家中通了“自来水”。

  “简直就是‘煤水’。”一户村民回忆,水刚打到缸里是黑绿色的,半个月左右,缸底就能沉淀半寸到1寸厚的煤灰来。“是可以烧的。”有村民打趣说。

  此外,与国有大型煤矿的有序开采不同的是,该村煤矸石乱堆,由此侵占了大量农田。村民无水少田,而频发的地质灾害更让他们夜不安寝。

  在这种情况下,靠挖煤先富起来的人,如张文战兄弟等就搬离村子。在当地乡村两级领导动员下,3个自然村多数村民自己集资,于1997年前后搬至60多公里外的良乡或房山镇。

  数十户村民由此洗脚上田,进入城市。

  “不走不行啊,这样的村子怎么住?山上随时可能有石头滚下来,村子下面全空了,随时有可能陷下去。”搬到城里的任成才说。

  目前,3个村落基本成为空村。

  史家营的煤老板

  就像在村子走向毁灭的同时成为“京郊首富村”一样,20多年来,大村涧村所在的史家营乡由于产煤,成为房山区内的经济强乡。

  2004年,全乡财政收入完成3779.5万元。史家营乡党政办主任董永利透露,这些财政收入,接近百分之百来自煤炭,这些收入支撑着乡里的教育和其他多数开销。

  但真正让史家营在北京成名的,不是能产大量的煤,而是能“出产”大量煤老板。关于史家营煤老板在北京一掷千金的种种传闻,在市井坊间不绝于耳。

  一个煤老板讲述的亲身经历的事实是,几年前他到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

购车,售车小姐见他满嘴黄牙,土里土气,便有些爱理不理。但当他故意说出他是史家营人时,那个售车小姐立即眉开眼笑,热情有加。

  那位服务员知道,近几年时间里,史家营煤老板已从该市场买走不下百辆丰田越野车。而此种车每辆售价不下百万元。

  “你可以问问,良乡哪个高档小区没有史家营煤老板?北京哪些高档娱乐场所没有史家营煤老板?”

  这位煤老板认为,在整个房山区的富人中,史家营煤老板是处于金字塔最顶层的。资产千万乃至数亿元的不在少数。

  史家营在过去20多年间无疑是辉煌的。这从多数人家都买了运煤车,乡镇小旅馆的

房价也升至每晚160元,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解剖大村涧村开矿样本后可发现,这种辉煌史是以严重损害距北京市中心数十公里外的生态为代价的。

  资料显示,在今日德国,目前仍饱受着100多年前粗放式开采煤矿带来的山体滑坡等生态灾难,而如何消除这些灾难,尚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2005年12月末,房山区关闭和整顿煤矿工作指挥部一位工作人员说,市、区财政将拨出专款来恢复矿区生态,将来要“看上去像没开过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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