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小额贷款公司调查：明清票号平遥复活故事

　　□本报记者 王秋君 张华钰 文／摄

　　2005年12月27日，久已与金融无关的平遥再一次成为中国金融界关注的焦点。当日上午，“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以明清票号方式命名的小额贷款公司揭牌成立，这两家注册资本分别为1700万元和1600万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完全由民间资本投资组建而成。中国金融史上又一次引人注目的改革由此开始对于平遥模式“票号”的重生，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中 国迷茫已久的“草根金融”的一次重大胜利，将有助于整个金融生态体系“种群”的多样化和健康和谐发展。

　　中国的“票号”在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回到了它的发祥地，平遥是幸运的。但是这种轮回是历史前行中的一次偶然相遇还是必然选择？相隔一百余年的两种“票号”有着怎样的渊源和差别？后者又将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和发展空间？而这种“

转基因”票号在今天的土壤中又该怎样茁壮成长？

　　平遥票号以现实的方式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央行寻找突破口

　　其实早在2005年5月份，央行便在北京召开了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四个省分行主管行长和金融稳定处、货币信贷处处长联席会议，也即外界广为关注的央行NGO(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座谈会，就小额信贷组织成立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研究与部署，以期为中国日渐兴盛的民间金融寻找突破口。

　　当时会议对于这一组织划定的大原则是“只贷不存”，但是在此基础上对于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来源却一度出现了分歧，与会者大致提出了三种解决资金来源的方式，一种是自有资金，第二是受赠资金，第三是委托人的转贷资金(即委托人通过银行将资金转贷给小额信贷组织)。然而总行似乎更倾向于使用自有资金来组建小额信贷组织，因为这在法律上将不会遇到更多的障碍。当时的会议还明确表示，自有资金的来源不超过5个自然人；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能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在试点省各选择一个县开展试点，小额信贷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进行，原则上不能跨区域经营。然而当时并没有对组织的性质进行明确界定，外界的观点是它不能被定性为金融组织，但也不是企业，因为它不在《商业银行法》的调整范围内，由于不是简单的公司行为也不隶属于《公司法》，应该是一种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尽管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会议还是明确了四个省份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的具体工作部署。有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央行之所以急于施行这一探索性工作，显然是日趋庞大的民间金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

　　民间金融规模惊人

　　据一份来自民间的调查报告显示，早在2003年底中国民间金融规模已经处于7400亿元至8200亿元之间，全国中小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中也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同时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

　　而来自官方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也同样显示，2004年中国各个地区直接融资比重较低，民间融资趋于活跃，该年度中国民间融资总量在14亿元左右，相当于当年贷款增量的1／3以上。据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杭州、福州、石家庄、太原、郑州等中心支行调查监测，2004年企业内部集资和民间借贷大量增加，民间借贷利率明显上升，浙江省、福建省、河北省、山西省民间融资利率水平大多集中在12%～30%，极个别达到40%；而浙江省温州市、山西省朔州市、江西省上饶市的高利率信用借贷额分别约占当地民间融资总量的90%、80%和66%；同时在这些民间融资中，浙江省宁波地区约85%用于生产经营，温州地区约为93.3%，福建省约为98.2%，山西省约为65.5%；而另一项在江西省的抽样调查则显示，民间融资的偿债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

　　报告对这一现象分析后认为，2004年民间融资在发展中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四个新特点：一是融资活动半公开化，二是融资行为渐趋理性，三是生产性融资比重高，四是利率水平明显上升。中国民间金融的兴盛已经达到了需要彻底重新审视和尽快有效疏导的地步，而根据另一项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这显然更加令人吃惊。

　　山西找回了金融感觉

　　2005年5月31日，央行明确要求四个省份务必在当年年底放出第一笔贷款。

　　山西显然对这一决定充满了莫大的热情。会议刚一结束，山西即开始了实质性运作。至6月13日，太原人行拟定完成《山西省NGO小额信贷试点实施方案》，并于当日向主管金融工作的原山西省副省长王昕递交了《关于在我省开展NGO小额信贷试点工作的请示》，称，建议由省政府牵头，组建包括太原人行、省银监局、财政厅、农业厅、林业厅、工商局等成员单位在内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6月14日，王昕副省长作出批示：“同意”。领导小组立即组建，王昕任组长，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巨宪华、太原人行行长毛金明任副组长。随后，小组又对实施方案做了进一步完善，并要求到2005年11月，信贷组织开始正式营业。而此时所要做第一件工作便是，对于一个具体试点县域的选择。

　　平遥在这时走了出来。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会城市太原的南端，东连祁县、南靠沁源，西邻汾阳，北接文水，总面积1253平方公里，辖5镇19乡，全县现有耕地71.3万亩，总人口48.5万，其中农业人口达42万，农村经济以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

　　2004年，平遥县财政收入为2.3亿元，增幅为15.31%，平遥县长李定武对平遥经济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就三个产业来看，农业基础条件比不上祁县、太谷，工业从产业规模、质量提升等方面远远比不上介休、灵石，就是正在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也仅处于投入期，还没有进入回报期。”平遥县显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县域，却存在有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据统计，2004年，平遥有6亿多元现金在银行体系外自由流动，而于2004年告破的北方第一大案“山西璞真集团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所涉及金额达6.65亿元，受害民众逾5万人次，其中大多集中在平遥及其周边地市。在璞真集团经营最辉煌的2002年，平遥一地往“璞真”投入的资金达到了1.64亿元，这一年平遥县全年财政总收入仅为1.52亿元。

　　为什么是平遥

　　一方面是巨大的民间资本，而另一方面，历史上平遥不可一世的钱庄票号让今天的平遥人秉承了祖宗们更多的金融意识，在料理民间金融时平遥人创造出了私人钱庄、赌场高利贷、类似“璞真”案中的财富信托计划等多种经营方式。与此同时，平遥曾经发达的针织业经营获利者、肉食品加工业者(平遥牛肉享誉全国)、以及焦炭和小煤窑经营者为这种地下金融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也成为了真正的供给主体，令平遥的地下金融业日渐壮大，长盛不衰。

　　而与这种活跃的民间金融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平遥现有金融机构贷款的集体低迷。据统计，平遥县目前有工、农、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发行、信用联社、邮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共计32家。2004年底该县金融机构(含邮政储蓄)储蓄为25亿元；但同期各项贷款仅为12亿元，连续三年的存贷比均不足50%。其中平遥县农信社的存贷比为69.7%，农户贷款仅相当于其存款的58%；而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农村的平遥县邮政储蓄则将2亿元资金全部直接上存人行。几乎停滞的县域银行贷款不可避免地为民间金融的活跃提供了充足空间。

　　凡此种种，平遥毫无悬念成为了山西此次金融试点工作的首选。因为按照山西的实施方案规定，作为NGO小额信贷试点工作的试点县需要具备四个指标，一是该县为欠发达县，农业和私营经济有一定基础，有相对较多的农村经济主体，具有较大的农村信贷需求；二是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农村金融服务薄弱，依赖外部资金来源，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运作；三是资金持续外流；四是地方政府持开明态度。这四点平遥显然拥有全部。

　　试点悄然启动

　　2005年6月22日，平遥小额信贷组织筹备组成立，平遥县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县长温启华任组长，人民银行平遥县支行行长杨祁平任副组长，组员包括平遥县有关经济部门和县人行有关业务股室的负责人。随后筹备组出台了“山西省平遥县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其总体思路是依托民间资金，投资人是自然人，党政机关、金融机构及国家事业单位人员不能参与，发起人的资金必须是自然人的合法现金，以3至5个发起人为一组，每组出资额不得少于1500万元，筹建一个或多个在工商部门注册，按照《公司法》设立，只贷不存、不吸收公众存款、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为重点，然后根据政策协调情况，积极争取国家

开发银行、邮政储蓄机构及国内外其他资金。

　　平遥由此再一次站在了中国金融业的风头浪尖，一个沉寂了近百年的金融重镇终于在这一刻重新找回了一点昔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