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何时领舞中华

　　

(图)安徽省省长王金山说，从2000年开始，安徽就提出了融入长三角经济区，但事实是除了一个“15＋1”的旅游发展项目外，长三角从来都没有将安徽纳入其发展规划。也正因如此，像安徽徽派古民居村落这样独具东方文化色彩的景点仅仅成了安徽与长三角之间经济往来的一个象征。本报记者金炜／摄

　　执笔本报记者 梁文君　采访本报记者 吴浩 涂远 王秋君 张华钰 牛卫国 白洁 实习记者 江溶 全四清

　　此前东部先行的政策安排锁定了中部的低速发展曲线。但近来“中部崛起”的提法绝不单单是一种平衡之策，而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已经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加以着手解决以武汉为中心城市依托并规划沿长江产业带起锚，带动辐射其他五省进而共 同推进中部崛起是最具倾向性的方案。中部崛起首当加速城市化进程，力促新型农业规模化，着力改造传统产业和资源的集约型开发

　　中部如果仅立足于为东部服务，跟着东部跑，并不利于中部发展。中部不可能向外向型发展。中部崛起要创造新的模式，重点以面向内陆型、内需型方向发展，中部一定要提防狭隘的出口导向型

　　中部崛起最要紧的还是要着力打造城市群，形成城市组合，实现各省相关产业链条的延伸和相关产业的集约开发，要清楚，中部崛起与否对中部各省是一盘棋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中部土地面积1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0.7%；拥有3.61亿人口，占全国28.1%；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23%，是中国主要的能源动力和原材料输出地区， 位居中国版图中心的中部六省并没有翩翩起舞于中国经济的中央舞台。

　　在长期以来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水平就如同一位不卑不亢的慢跑运动员的运动轨迹一般，记录下了一条低速爬坡的中部发展曲线。

　　如果不是“中部塌陷”论催生东西发展“断层”的惊呼；如果不是“中部崛起”论近两年疾走高端政界，中部，也还是那个中部，它在短期内还不会凸显于我们的视线之内并广为关注。

　　不过，足以令中部省份兴奋的是：2004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首次出现在2005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当中。而在2004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部崛起”成为继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五年前的“西部大开发”、两年前的“振兴东北”之后的第四轮冲击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部主任袁纲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部崛起”的提法表明了中央决策层对中部发展的重视度有了明显的改变，我们的政府更加清晰地看到东、中、西部协调、和谐发展的必要性，而中部将要告别此前服从暂缓发展的阵痛期。但他同时认为，缩小或消除地区发展差距的倾斜性政策，中部有可能得不到，我们可以从5年来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加以断定。

　　梯度效应导致中部塌陷

　　关于中部地区的现状，主流的观点倾向于与国家近20年来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是这种政策使中部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区”，成为“压抑中部”。

　　当然，要研究中部，我们还必须把中部地区放到全国经济布局之中来看。当初中央确定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区位优势是东部的特质，所以提速快，比如深圳特区的窗口功能、比如上海内外资银行云集的金融中心功能，东部沿海地区的实验区功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调的，这其实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发展提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制造业、商贸业向东部集中，中央又把深交所、上交所等金融证券市场交到东部手上，于是中部的金融资本、人才也伴随着产业集群向东部迁移。有些中部省份抱怨银行把新增贷款大部分投向了东部发达地区，而中部财政则颇显吃力，试想，中部刚好能解决吃饱饭的条件，拿什么去进行新的投入和发展呢？袁纲明对记者说，其实，中部兼具两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区位和能源优势，并没有明显的劣势，中部是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之后的90年代掉下来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尝试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则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2004年宏观调控应不应该“一刀切”？最后结果还是力保东部，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向东部倾斜。

　　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部地区由于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众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中部“经济凹地”有可能会加深并成为全国投资的“谷底”。

　　此外，“中部塌陷”，还由于中部缺少大都市圈的带动。有专家分析认为，中部大都市难以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部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这种分工定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缓慢；另一方面又在于近年来中部地区内部的资源分化。

　　近两年来，随着长三角、珠三角、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形成，中部的湖南、安徽、江西等地频频抛出橄榄枝主动表示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中部更面临被裂解棋局的诱惑与困扰。

　　要说差距，其实，东部与中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必然的。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侯景新教授对记者说，关键是这种差距是否在合理限度的范围内。据媒体报道，本来，中部的武汉是天然的东西南北的交通、信息、产品、金融等经济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的汇集和扩散中心，是最有可能发育成为中部大都市的城市。但这几年，物流改变了武汉节点的地位。在2002年的两会期间，为了吸引中央关注，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就曾问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武汉在哪儿？”

　　其用意是武汉的作用在哪儿？武汉的地位何在？到了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宪生提交了一份报告，警告说“武汉正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而中部最具边缘化特色的省份———山西省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在中部六省中是排在最后的。但是山西去年更新改造投资增长57%，在中部排第一位。太原海关有关人士对于2004年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口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旺盛增长势头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上半年钢铁行业的整体过热，对铁矿砂的需求大幅增长，刺激了山西铁矿砂进口量激增，再加上受需求的影响，全球铁矿砂价格大幅增长，进一步拉动了山西进口总额

　　的成倍增长。而另一方面山西省先进技术设备、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的引进比重仍然很低，而且进口总额远远落后于出口总额，进出口比例严重失调。尽管如此，在高新产品2004年出口排名中，山西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中名列倒数第三，排在后面的仅有宁夏和青海。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山西高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出口是过度依托焦炭、煤炭的出口，利用全球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换来的，这也就再一次凸显了山西外贸中商品结构的不合理性，从而显露出山西未来发展中的隐患与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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