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产业调整促进消费升级

　　□宏观调控并未大功告成，只是取得中间、阶段性的成果，未来有必要保持“防反弹”警惕性与一定调控力度

　　□预计明年投资将平稳回落，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阶段，房地产、汽车、制造业、城市基础设施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持续高增长的广阔空间，这决定了至少在未来15-20年内，投资保持较高增速有强劲的市场内生性需求作依托。

　　□今后，需加大对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性强的若干主导产业的投资力度，如装配工业产业、高科技产业、循环经济产业、绿色能源产业等，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变化，变工业化的“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投资仍高位运行结构调整见成效

　　对投资总量的调控已取得明显效果，投资增速趋于稳定增长的区间，月度间波动平缓。今年1-11月，我国城镇投资累计完成63259.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新增固定资产19885.7亿元，同比增长36.2%。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656.2亿元，同比增长24.1%；第二产业完成投资26848.6亿元，同比增长36.4%；第三产业完成投资35755亿元，同比增长22.1%。

　　从各月累计投资增速的变化看，除10月份出现了0.1个百分点的短暂回落外，其他月份一直处于小幅回升的态势中，从1-2月的24.5%逐步上升到1-11月时的27.8%。与前几年相比，今年是月度投资增速变化波动性最小的一年，说明宏观调控“熨平”投资波动曲线的政策效力已得到显现，各类投资主体的非理性投资冲动得到了有效约束。

　　但投资总量仍在较高位运行、今年全年增速极有可能略高于去年。从全年的形势看，宏观调控并未大功告成，而只是取得了中间、阶段性的成果，未来保持一定的“防反弹”的警惕性与一定的调控力度，仍是十分必要的。

　　宏观调控对中央投资的影响大于地方投资，对国有投资的影响大于非国有投资，对东部沿海发达省市、西部欠发达省区的影响大于其他地区。1-11月，中央项目完成投资6809.4亿元，增长14.3%，占总投资的份额从去年同期的12.0%下降到10.8%；地方项目完成投资56450.4亿元，增长29.6%，占总投资的份额从去年同期的88.0%上升到89.2%，达到近三年来的最高点，地方投资成为拉动目前投资增长的主导性力量。

　　前11个月，国有与国有控股投资仅增长12.5%，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3.8%，份额从去年同期的57.6%下降到50.7%；而各类民营投资主体的投资增长迅速，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联营企业、其他企业投资增速均明显高于城镇投资的平均增速，其中，私营企业投资增长高达59.1%，份额从去年同期的9.7%上升到12.1%。这说明，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效力下，民营投资活力依然不减，对投资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高，当前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较高速增长更多地是由非国有投资拉动的。

　　从地区结构看，投资增速低迷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两头”--一头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东部最发达的省市，另一头是西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部最不发达的省区。主要原因是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投资增长受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大，房地产投资的回落带动了相关许多产业投资乃至投资总量的明显回落。而西部最欠发达省区对国有投资的依赖较大，民营投资与外商投资目前还没有形成大气候，因此更易受到中央宏观调控的制约与影响。

　　宏观调控对产业结构“冷热不均”的逆调节作用已取得明显成效。此次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一方面是调控投资的总量，另一方面就是优化投资结构，特别对产业投资结构采取“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针对产业结构的“冷热不均”进行逆向调节，对房地产、冶金、建材等过热行业采取紧缩性调控措施；对煤电油运、社会事业等瓶颈部门采取鼓励性调控措施；而对机械、轻纺等制造业产业则采取较为中性的调控措施。

　　从目前各类产业的投资增速看，中央政府对投资产业结构的调控已取得明显成效，行业投资的热点与前几年相比已明显转移。其中，房地产、建筑业、原材料投资增速明显回落，而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产业结构均衡度得到加强。同时，由重化工业化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所推动的高增长产业(如制造业中的机械工业与轻纺工业)，源于其旺盛的内生性投资需求，投资增长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势头，成为拉动目前第二产业乃至全社会投资的主要源泉。

　　1-11月，房地产投资增长22.2%，同比回落6.7个百分点；建筑业投资同比增幅从去年同期的29.1%回落到4.5%；原材料工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从去年同期的33.9%回落到21.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去年同期的45.2%回落到23.3%。

　　而在各个瓶颈部门中，煤炭开采与洗选业投资同比增长75.5%，电力、热力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33.2%，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同比增长27.3%，铁路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8.3%，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增长41.0%。除石油燃气开采业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薄弱部门的投资增长均明显高于全国投资的平均增速。

　　在制造业的热点产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81.4%，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7.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5.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50.6%，纺织业投资增长38.1%，均高于制造业投资的平均增速，说明目前装备工业与轻纺工业是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主要产业源泉。

　　由于采取了适时微调的调控方针，目前资金环境渐趋宽松。1-11月，投资资金到位总量达到68059.63亿元，同比增长28.2%。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20.8%，国内贷款增长17.9%，利用外资增长27.5%，自筹资金增长37.3%，债券和股票融资则分别同比下降25%和60%。将前11个月各类资金来源增速与今年上半年和去年的相关指标作对比，可以看到宏观调控实施一年多以来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第一，投资总量增速在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已从去年1-5月高达38%以上的高位逐步回落到今年年初的不足22%，之后自今年1-3月间又开始出现逐月小幅回升的态势，目前已恢复到28.2%的较高水平。

　　第二，国内贷款从去年1-7月的25%以上逐步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1.8%，随后由于央行为防止经济下滑在5月份后采取了“紧中从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速度明显加快，银行贷款增速开始回升，1-11月与上半年相比已回升6.1个百分点。

　　第三，在各类资金来源中，增速最快的是自筹资金，目前增速高达37.3%，只比去年1-7月累计增速低1.6个百分点，自筹资金所占比重从去年同期的51.5%进一步上升到55.2%，说明目前企业投资的高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自谋财路”的基础上。

　　第四，直接融资持续负增长，导致正规资本市场的低迷而为非正规资本市场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总体上看，由于宏观调控对资金来源(特别是银行贷款)的调控在上半年取得明显成效后，又根据经济运行的新形势采取了适度放松银根的“微调”措施，目前资金环境总体上呈现渐趋宽松的态势。

　　投资结构出现四种新倾向

　　从各月度的增幅变化看，投资重心有“后移”倾向。考察2000年以来各年度当月投资增速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2000年、2001年和2003年当月投资增速都是在6、7月份达到峰值，而后逐月下降，到年底降至全年谷底；而2002年、2004年，峰值分别出现在3月份、1月份，而在9月之后也都是出现逐月下降态势，到年底达到谷底。以往各年，投资前倾趋势(上半年增速快于下半年)都比较明显。相比之下，今年各月当月投资增速波动非常平缓，1-2月以来，各月当月投资增速分别为:24.5%(1-2月)、26.0%(3月)、26.4%(4月)、28.2%(5月)、28.8%(6月)、27.6%(7月)、28.5%(8月)、29.4%(9月)、26.9%(10月)、29.3%(11月)。时至年底，11月当月投资仍高达29.3%，说明今年投资重心与往年相比出现了一定的“后移”。

　　从东、中、西三大地区看，投资重心有“中移”倾向。今年以来，投资地区结构一直保持着中部地区投资增速高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增速高于东部地区的基本格局。1-11月，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分别为26.1%、34%和29.9%，中部地区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9个百分点、高出目前全国平均增速6.2个百分点，投资比重从去年同期的20.6%上升到21.2%。

　　投资地区结构的重心“中移”，主要是受到了当前重化工业化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起的市场自主性投资动力变动的影响。如前所述，目前投资增长主要是由第二产业中的采掘业与制造业投资引领，而中部地区、个别西部省区在能源、原材料方面资源秉赋占优，同时又在地理位置上比较靠近东部发达地区，因而最易成为东部沿海产业结构向内地转移的首选区域、采掘业与制造业“双活跃”的地区，其投资出现高增长自然就不足为怪了。从东部地区的几大增长极看，投资重心有“北移”倾向。今年以来，环渤海地区明显超过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成为拉动新一轮经济与投资增长的主要引擎，东部沿海的投资重心出现了“北移”倾向。从1-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看，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珠三角地区(广东)的投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20.2%和8.3%下降为19.4%和7.7%，而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的投资比重则由去年同期的23.5%上升到了24.2%。

　　从内外资结构看，投资重心有“内移”倾向。今年以来，内资经济主体的投资(特别是民营投资)表现出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前11个月，内资企业投资同比增长28.8%，高于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集体、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企业投资均超过30%，特别是私营企业投资和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增速分别高达59.1%和39.1%，占全部投资的份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2.4和2.1个百分点。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增速今年以来却出现了一定的下滑。1-11月，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投资增长19.4%，增幅与去年同期的33.1%相比，降低了13.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增长23.5%，增幅与去年同期的56.1%相比，下降了32.6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到，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制约民营投资健康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正在消除，存在于国内民营资本与外资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也在逐步减少，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向好，使得内资民营投资在引领整个投资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导致投资重心出现了一定的“内移”。

　　此外，从外商投资内部结构看，独资企业投资仍保持了超过40%以上的增速，而中外合资与合作企业投资增速都在15%以下，说明目前外商投资的增量主要集中投向独资企业，未来“三资”企业投资，将呈现独资企业“一枝独秀”的局面。

　　制约投资稳定增长的不利因素

　　投资效益不断下降。改革以来，我国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提升的同时，投资效益系数(单位投入带来的GDP增量)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投资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逐步攀升，2004年已达51%，预计今年将会达到新的高峰。而与此同时，投资效益系数经过几个周期波动，从1993年的0.7逐步跌到了2004年的0.3。投资率上升与投资效果系数变动成反比，反映了我国企业资金利用效率较低。这将直接拖住投资高增长的后腿。因此，提高我国的宏观投资效益势在必行。产业需求结构矛盾抑制投资增长空间。我国工业发展长期面临的基本矛盾就是能源、原材料与加工工业的矛盾。从“十五”时期来看，这个基本矛盾转变为了初级品(能源、金属矿等矿产采掘业)、中间品(原材料、电力)与制成品(机械装备、消费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即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高能(材)耗的中间品产业(钢铁、有色、水泥、石化等)比重过大、速度过快；采掘业等初级品产能的高速增长追不上中间品行业的产能扩张需求；制成品(资本品、消费品、房地产等)的产能又无法充分吸纳中间品行业庞大的产能释放。因此，我国产业扩张必须解决新的结构性矛盾。

　　服务业不发达抑制投资需求扩张。目前，我国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新型服务业的供给不充分，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目前，包括吃、穿、用等低层次消费资料供给充足，但是包括学、住、行、玩、金融保险、信息服务在内的高层次服务业严重供不应求。由于生产与生活服务业发展滞后，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升级与投资需求的扩张。

　　公共开支不足抑制社会投资扩张。“十五”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以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高速增长，今年将超过3万亿。但政府部门作为公共产品的最大生产部门，其公共开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较低。目前，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所占比重为28%，用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19%，但用于社会文教费的开支仅占26%。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包括计划生育)、公共环境、公共体育、公共文化、公共安全(食品、用水、财产等)、社会保障等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开支不足，导致社会消费条件不完善，从而抑制了社会投资扩张。

　　出口需求下降将阻碍投资需求扩张。明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将放慢，在

汇率调整的压力下，西方对我国产品设置贸易壁垒的国家和限制的产品种类有增无减，以及连续几年出口快速增长构成的高基数等一系列原因，将影响世界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出口需求的增速在明年可能出现较大的下降，这样就会使我国沿海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地区，乃至整个外向型经济的投资增长与产能扩张受到抑制。

　　支持投资稳定增长的有利因素

　　市场内生性投资增长需求依然强劲。我国目前仍处于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阶段，房地产、汽车、制造业、城市基础设施及由此拉动的一大批中游与上游产业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具有持续高增长的广阔空间，而这些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投资增长的拉动性强。因此，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至少在未来15-20年内，投资保持较高增速是有强劲的市场内生性需求作为依托的。

　　民间财力与政府财力充裕。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支撑经济发展的各类生产要素供给较为充分。目前除了石油和一些矿产资源之外，我国各类生产能力获得了快速增长，这是我国物价指数保持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民间财力与政府财力较为充裕，银行存贷差明显扩大，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迅猛，这些都为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

　　重大建设项目带动力大。我国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升级的快速发展期，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多重动力的推动下，“东部加快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

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国家和各地都储存了一大批科学性和可行性较高的“十一五”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促进我国总体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也将支持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

　　垄断部门的逐步开放将提供巨大投资空间。由于一部分垄断部门没有开放，使得生产能力不能优化配置，包括铁路、石油、医疗、非义务教育、电信、娱乐、金融保险、城市基础设施等垄断部门提供的服务数量少、价格高，覆盖面小，垄断利润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非垄断部门供给能力扩张迅猛，利润下降，空间狭小，资金闲置。国家目前已经推动了垄断部门开放进程，并在酝酿制定“反垄断法”，这将给全社会提供巨大投资空间。

　　总体上讲，上述各种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决定未来投资增长的“上限”与“下限”，而明年投资增速具体落在上、下限之间的哪个位置上，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年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调控力度与实施效果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预计明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将呈现增长中平稳回落的态势。

　　围绕消费作好投资文章

　　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私人物品的消费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的“搭配”。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将不断加大对轨道交通、水、气、热、电等一系列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并间接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城市人均铺装的道路仅为6.43平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左右；人均生活用水为62.23吨，相当于国际大都市的44%左右；人均生活用电为335.72千瓦小时，比国际大都市差6倍之多；国际大都市燃气普及率达到100%，我国用气普及率仅67%左右。

　　可见，我国目前的城市道路、地铁、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跟不上城市化及相应的城市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也就是说，与私人消费相对应的公共消费存在缺口，制约了个人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由于这些公共消费品是使用周期较长的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是社会大众，因此，需要政府投资先行“铺路搭桥”，才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特别是为下一轮消费增长奠定基础，为城市房地产及相关城市服务业大规模的消费增长创造条件。

　　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体系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解除制约消费增长的“社会瓶颈”。全社会教育、医疗卫生支出中私人支出占比过高，社保体系不健全，必然挤占居民用于日用消费的资金，增强居民的储蓄倾向。而用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的投资是提高国民智力与健康条件的“长线投资”，其投资回报可能会有一个滞后期，而且往往是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存在正的外部性)，因此必须以公共支出、公共投资为主，同时有赖于政府投资决策部门“高瞻远瞩”，根据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立足于中长期的投资发展规划。

　　因此，应改革目前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将对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绩效指标的评价纳入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中，采取制度化的措施，才能促进政府职能切实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十一五”期间，应逐步提高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并加大对基础义务教育与全民性、基础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资支持力度。

　　加大对更能满足中低收入阶层需求的产品与服务的投资，提高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目前，影响一些领域(如住宅业、饭店旅游业等)消费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是产品结构上的不合理，即适合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偏好与消费能力的产品供给不足，而高端产品供给相对过剩。由于中低收入阶层人数众多且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阶层，因此启动消费需求，必须高、中、低兼顾，形成合理的“梯级消费结构”。

　　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释放广大农民的巨大消费潜力。目前，城市主要消费热点领域(如房地产、汽车等)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因此，要促进未来消费持续增长，还应将视角转向广大农村地区，转向具有巨大消费潜能的广大农民身上。而要启动农村地区仍处于沉睡状态的消费需求，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新型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农村社保体系、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对农业的投入基本上从未超过全社会投资额的2%。未来政府投资要向“三农”倾斜，应将新增教育、卫生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农业投资占政府投资的比例应每年提高2.4个百分点以上。

　　加大对现代服务业、新型服务业的投资，开拓新的消费空间、消费渠道与模式。我国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新型服务业的供给不充分，抑制了消费结构升级。目前，包括吃、穿、用等低层次消费资料供给充足，但是包括学、住、行、玩、金融保险、信息服务在内的高层次服务业严重供不应求。由于生产与生活服务业发展滞后，从而极大地抑制了消费升级与投资需求扩张。

　　“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人均GDP水平将由2000年的850美元左右翻一番，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3%至15%，国民收入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从而使现代、新型服务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现代服务业由此将成为未来投资增长的热点领域。

　　加大对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性强的主导产业技术研发的投资，使产业结构“与时俱进”，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变化。目前，我国许多主导产业的关键技术自给率仍然较低，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企业缺乏核心

竞争力，使得大量的企业产品档次单一，技术结构雷同，只能依靠压低劳动力、资源、环保等成本，来进行恶性竞争。而随着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科技含量高、环保含量高的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提高，而要占领这部分市场，必须转变以往粗放型的投资增长模式，多在技术研发、品牌创新方面“炼内功”，才能在未来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大潮中，变被动为主动。

　　为应对未来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的变化趋势，需加大对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性强的若干主导产业(如装配工业产业、高科技产业、循环经济产业、绿色能源产业等)的投资力度，增加其研发投资，使产业结构、企业科技竞争力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变化，变工业化的“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执笔　林勇明 王元京)(中证网)